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红色文化的时代价值，加强红色文化基础理论研究，健全红色文化知识体系，生成红色文化现代话语，完善红色文化科学育人体系，将红色文化与其他文化进行系统整合，共同为当前的历史任务服务是红色文化育人的现实需求。

　　多学科共同建构。进入21世纪以来，学术界对红色文化的研究日益重视，成果非常丰富。红色文化的概念、内涵、生成、发展等问题全面进入学术界的视野，但目前红色文化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知识体系还相对松散，整体研究缺乏权威性话语体系。红色文化的概念、内涵存在争议，红色文化的时空边界、内容构成各家各言，没有达成共识。红色文化育人实践急需成熟规范的理论指导，只有澄清前提、划清界限，学者之间才能真正展开对话，红色文化基础理论知识才能得到规范性建构。因此红色文化研究应加大对概念、内涵、时空边界等基础理论的权威性话语建构，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健全知识体系筑牢根基。

　　现代社会环境与红色文化生成的历史环境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成为党和国家新的历史任务。健全红色文化知识体系应以“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姿态，结合时代主题呈现过去、现在和未来关于责任和使命的连贯性，使红色文化知识体系能够与时俱进，海纳百川，永葆先进性和活力。红色文化知识体系的完善还需要各学科理论专家共同参与，从历史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视角共同建构，既要有内容上的广度，又要有理论根基的深度；既要努力达成教育者的意图，又要考虑受众的接受心理，做到结构完整、内容丰富、方法得当、贴近生活。

　　搭建红色文化育人平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历经近百年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突破重重艰难险阻才逐渐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今天的强起来。承载着这个国家和民族奋斗历程鲜活记忆的红色文化，是教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生动教材。

　　当前，对红色文化的研究、开发、利用较多地局限于地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红色文化，但没有达到文化资源效用的最大化利用。红色文化资源是国家公共资源，每一段红色历史和由此形成的红色资源应能跨越地方界限，整合成分门别类、种类齐全的红色文化资源库，并为全国人民所共享，以形成全民共享红色资源平台新格局。大数据为红色文化资源的系统整合提供了技术支持。网上纪念馆等云上平台不但能够实现仿真式互动，还能实现数据的永久保存，最重要的是能方便快捷地对碎片化的红色资源进行筛选和整合，根据用户需要提供全面而专业的知识库。

　　搭建红色文化育人平台还需要加强红色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协同合作。根据当前的政治目标和任务，根据各种文化的特点，科学规划，合理设计，在塑造民众政治信仰和责任担当方面进行作用整合，从而使它们共同为当前的历史任务服务。

　　完善红色文化育人机制。当前红色文化育人方法主要是依托革命遗址、文物史料等红色资源来重温红色记忆，讲解红色故事，提醒国人不忘历史，坚定信仰，勇担责任。由于红色历史与民众当下日常生活的时空场景不尽一致，所以导致红色文化教育效果有时会暂时化，不能持久。

　　加强红色文化育人方法研究是提高红色文化育人成效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对思政课建设改革提出“八个统一”，即坚持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建设性和批判性相统一、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统一、主导性和主体性相统一、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的创新方法，对完善红色文化育人方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红色文化育人是一项长期、系统的工程，不可能靠短平快和碎片化的教育手段达成。因此要探索有效的红色文化育人传播—接受机制，研究受教育者的心理接受规律，研究有效的教育形式，利用多媒体、大数据等先进的教育设施，完善红色文化育人体系。红色文化教育是一个相互对话的过程，仅仅满足于教育这个行为动作单向完成，产生的效果不可控，如此可能难以达到教育的真正目的，或者会出现流于形式等副作用。教育者的传输需要被受教育者有效接受、内心真正认同并将红色文化精神无意识践行到日常行为中去，将红色文化事业作为自觉自愿终身为之奋斗的事业时，红色文化教育实效才真正显现。

　　红色文化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根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凝聚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内涵和中国人民的集体智慧，是教育民众的丰富思想宝库。红色文化一经形成就具有自身的传承性和相对独立性，因此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加强红色文化研究，掌握红色文化的核心要义，建构完整的红色文化知识体系和育人体系，打造良性循环的红色文化育人生态系统，对于红色文化的教育、传承、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系江苏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互联网意识形态传播的双重属性及创新治理研究”（20MLD001）、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民主法治视域下高校大学生党员主流意识形态自信培育”（2016SJD71016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常州大学基地、南京大学哲学系；常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