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1940年10月,宁波开明街一带由携带鼠疫杆菌的跳蚤引起突发性传染病,从10月29日出现疫情到12月2日为止,共计109人病故,历时35天,大抵可细分为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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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10月,宁波开明街一带由携带鼠疫杆菌的跳蚤引起突发性传染病,从10月29日出现疫情到12月2日为止,共计109人病故,历时35天,大抵可细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0月29日至11月2日晚,是为初发期。在这5天内,有多达19人接连病死,因而引起全城恐慌。11月1日,应县东镇镇长毛稼笙之请到现场查诊的鄞县中心医院院长张方庆,根据所见症状和临床经验,开始怀疑病原乃鼠疫,而非传说中的恶性疟疾。各种压力遂蜂拥而至,次日,鄞县县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设置并封锁疫区,抗疫运动也由此进入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从11月2日晚至16日,是为隔离期。在此期间,一方面通过鄞县中心医院医师孙金鉐的血液检查、华美医院院长丁立成的科学实验,至11月4日,最终确认病原为鼠疫;另一方面,鄞县县政府也迅速摆脱此前的张皇失措,从2日晚开始,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
其一是2日晚,将东大路以南、开明巷以北、开明街以东、北太平巷以西大约5000平方米的地块,划为疫区并加以封锁、整治:先拦草绳、撒石灰作为临时封锁线,尔后砌实叠砖墙,沿着疫区周围筑起一堵比平屋略高的隔离墙;开挖三尺宽、四尺深的隔离沟并撒上石灰;掘毁或堵塞人行道下的地下水沟和各户的排水瓦筒。这三项措施,主要用于预防疫鼠、疫蚤外窜。
其二,为防止疫源外泄,一支由30人组成的消毒队11月3日受命进入疫区,进行全面消毒:用白纸粘封沿街壁缝,沿途浇洒石灰水;封闭店屋后,先用硫磺蒸12小时,然后撬开天花板、地板,浇入石灰水;彻底清除死鼠等秽物,捕杀疫区内的所有狗、猫等家畜,以免传播疫菌。
其三,设立三处隔离病房。其中设在疫区内同顺提庄的甲部,专收已被确认染疫的居民。其他疫区居民全部迁居设在开明街永耀电力公司营业处的乙部,进行为期一周的封闭观察,然后经诊断凡有疑似染疫者,即由乙部转入设在开明巷内的丙部。其不治身亡者,则被集中埋葬在宁波市西南郊的老龙湾(今宁波市火车站附近)。
其四,先后成立“扑灭鼠疫临时办事处”“鄞县防疫处”等机构,强化对防疫工作的直接领导和现场处置。尤其是“鄞县防疫处”,既下设防治组、工务组、总务组、警备组各司其职,又由县长俞济民、秘书长章鸿宾亲自兼任正、副处长,因而提高了效率,在短短24天内(11月6—29日)就召开了20次防疫会议。
其五,鄞县县政府不但允许宁波《时事公报》设置“防疫专辑”以跟进报道,而且经常通过《时事公报》发布各种禁令或建议民众积极防范。例如:“接近病人的家属,须将全身衣服脱下,剃光头发、沐浴清洁后,更换另备衣服,并离开疫区。”
然而,由于对疫区的封锁迟缓了4天,有不少疫区居民基于种种考虑而潜逃在外,且有16名潜逃者在11月3—10日间病死于慈溪、奉化、象山等地(不包括11月2日病死的4人),这就极大地增加了防疫的难度。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势,鄞县县政府多管齐下,一则责令商店停业、学校停课、公共娱乐场所停演,同时要求旅店拒收疫区来客。二则在《时事公报》发布公告,敦劝民众“一经发现疫区居民潜逃在外者,无论已在发病或尚未发病”,均需立即“电告”政府或医疗机构,即便是亲友,也必须“一律拒绝收容”。三则在警备组下设“搜查队”,挨户检核,在11月5—11日间发现并追回潜逃者共计36人,同时派遣消毒队员远赴慈溪、奉化、象山等县,对外逃者曾经停留的95个落脚点或死亡处(城区83个、乡村12个)进行严格消毒,必要时加以烧毁。四则组织预防注射队,对疫区周围的居民和机关团体进行预防性注射,仅有据可查者,就有多达23343人次被注射鼠疫菌苗。
由于采取上述举措,在这半个月中,虽然染疫病死者多达81人,占全部染疫病死者的74.3%,但自11月16日起,疫情明显开始趋于稳定、缓和,从而过渡到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从11月17日至12月2日,是为稳定期。在这16天内,虽仍有9人染疫病死,但死亡人数明显下降,且鼠疫已不再蔓延。其实,对于前一阶段官方的防疫举措,民间不无异议,有人“甚至怀疑为非鼠疫者”。鄞县县政府在这一阶段的工作重心,从抗疫转移到善后。具体而言,善后工作又可细分为两类。一是像张方庆《鄞县鼠疫近况与未来之预防》那样,通过列数据、摆事实,强调以前流行鼠疫的严重性和危险度,借以平息物议。二是决定焚毁疫区内的所有137间房屋,并在11月29日晚19—23点间将之尽付一炬,以期根除鼠疫隐患,巩固业已取得的抗疫成果。
事实上,这场疫情不但可细分为三个阶段,而且具有四大特征。一是染疫者所感染的鼠疫类型基本上是由疫蚤传染的腺鼠疫,少许为败血鼠疫。二是在109名染疫病死者中,除华美医院勤工徐安林外,感染地点都是在疫区内,而且108人中有103人受感染于封锁疫区之前。三是发病率高、传染性强,“几乎毗连之家,无一能幸免者,且发病皆在10月30日至11月10日之十日间”。四是除陈和尚、钱贵法两人幸存外,其余患者全部死亡,死亡率高达98.2%。
1940年宁波鼠疫所呈现的这四个特征,连同鼠疫传播的三个阶段的情况,以及当时鄞县县政府所推行的抗疫救治工作,均成为相关疫情研究与防治的重要史料。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浙东文化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