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人类作为大自然的组成部分，难免受到各种自然病疫的侵扰。中外历史上都出现过形形色色的疫情，有的是地方性的，有的是全球性的。人类在抗击疫情的历程中，一方面不断加深对自然的认识，进而发明了越来越多的药物；另一方面也不断加深对人类社会的认识，通过创设各种制度提高防控疾疫的能力。在全球致力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之际，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宁波大学浙东文化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从学术角度撰写文章，讨论中外历史上的疫情及其防控举措，冀供资鉴。

　　明清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病疫频发的阶段，这一时期的病疫包括鼠疫、天花、霍乱、疟疾、麻疹、伤寒、水痘、痢疾、烂喉痧、白喉等，其中尤以鼠疫、天花、霍乱的传染性最强。这些病疫暴发后不仅波及地域广阔，而且持续时间长久，给广大民众造成深重的苦难。

　　晚明时期商品经济空前繁荣，人丁滋孽，传统的以农为本、以商为末的社会风气明显改变，早期人文主义思潮氤氲萌生，是一个充满无限多样性的时代。然而，万历、崇祯时期的两次持续性鼠疫，严重阻碍了晚明社会经济的转型。1579—1588年持续性的鼠疫最初在山西流行，不久迅速蔓延至京师、山东、河南，进而延及南直隶、浙江、江西等地。1633—1644年间的鼠疫更是扩散到全国，加上气候异常引发各地灾荒与农民起义以及女真的崛起，各种因素交织，造成哀鸿遍野、生灵涂炭。当时在南方地区流行的腺鼠疫，潜伏期2—8日，病状为急起寒战、高热、头痛、全身疼痛、偶有呕吐，起初淋巴肿大，继而淋巴结化脓、破溃。病人3—5日内因心力衰竭、继发败血症或肺炎而死，病死率在30%—70%。北方地区流行的肺鼠疫伤害程度更剧，潜伏期为数小时至3日，急起高热，伴有全身中毒症状，数小时后出现剧烈疼痛、咳嗽、咳痰，且含有大量泡沫血痰。救治不及时，3日内心力衰竭、休克而亡，病死率高达90%以上。面对汹汹疫情，明朝官方在各地设立的医学机构及惠民药局无力应对危局，原因有两个方面：其一，致死率极高的鼠疫超出了当时医疗与救治的能力；其二，传染性极强的鼠疫迅速扩散，医学机构的医生人数及惠民药局储备的药物不足以为大量被感染的人群提供救治。

　　针对传染性病疫采取隔离措施，很早就有记载。据《晋书·王彪之传》记载：“永和末，多疾疫。旧制，朝臣家有时疫，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宫。”于此可见，早在东晋之前，朝廷就采取隔离措施来防控病疫的扩散，并立下定则。两宋时期，官府在各地设立大量的病坊来防治病疫，起到医疗与隔离的作用。然而，对于鼠疫的迅速扩散，明代官府在救治上乏力，亦未曾采取隔离措施，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一定程度上，当时地方社会上的士绅填补了官府救治病疫的缺位。他们领导地方民众筹建药局、聘请医生、为病人发放医疗物品及组织人员掩埋病死者的尸体等，对病疫的救治与防控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此外，来自民间的医生也是当时救治病疫的主力。崇祯十五年（1642），中国古代历史上最负盛名的传染病学家吴又可完成了《瘟疫论》一书，《清史稿·列传》评价“古无瘟疫专书，自有性书出，始有发明”。在吴又可撰写《瘟疫论》之际，他的家乡吴江县暴发了大疫，《吴江志》记载当地的惨状：“阖门相枕藉，死无遗类者。”当时，不少医生遵循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理论，按伤寒症对患者施治，因诊断失当，反而加剧了患者的病情。吴又可痛心地指出，“不死于病，乃死于医，乃死于圣经之遗亡”。

　　吴又可结合自己的诊疗经验与深入的观察，系统地批驳了流行千年的“时气说”“瘴气说”及“伏邪说”。《瘟疫论·原病》指出：“病疫之由，昔以为非其时有其气，春应温而反大寒，夏应热而反大凉，秋应凉而反大热，冬应寒而反大温，得非时之气，长幼之病相似以为疫……余论则不然。夫寒热温凉，乃四时之常，因风雨阴晴，稍为损益，假令秋热必多晴，春寒因多雨，较之亦天地之常事，未必多疫也。”他认为“夫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进而辨析此种异气传播途径为“此气之来，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邪自口鼻而入”，以“异气”这一朦胧模糊的概念指代现代医学认识上的病原体，并揭示了病疫传染的两种方式，即空气传染与接触传染。基于上述认识，吴氏构筑了以“戾气说”为核心的瘟病学，对清代“瘟病学派”的形成产生深远影响。吴又可《瘟疫论》敏锐地发现了传染性病疫与普通伤寒症的区别，并揭示了病疫传染的两种途径——空气传染与接触传染。然而，吴氏归结病疫的源头为“戾气”，同传染病病原体的认知之间可谓存在鸿沟。因此，在肯定吴又可瘟病学说在传统医学上取得突破的同时，不宜过分拔高。

　　在清朝末年，东北曾暴发严重的鼠疫。这场鼠疫发生在1910年10月至1911年4月之间，这种可怕的鼠疫最初由满洲里向东三省迅速扩散，并蔓延到当时天津、直隶、山东、河南各省，短短半年间，6万余人丧生，是20世纪最严重的一次流行性鼠疫。这场鼠疫属于肺鼠疫，来势异常凶猛，在外务部大臣施肇基的力荐下，1910年12月，清政府指派31岁的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赴哈尔滨处理鼠疫救治工作。伍连德于1896年留学剑桥大学学医，于1903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其间接受了良好的西医学训练，精通细菌学、流行病学以及公共卫生学。1907年4月，伍连德接受袁世凯的聘请，出任天津北洋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清末东北鼠疫因为用人得宜，各方力量配合默契，在防疫工作上由伍连德统一指挥与部署，官方组织人力采取了查验、隔离、医药、埋葬、焚烧、堵截、消毒、卫生等一系列举措，最终控制了疫情的蔓延。

　　1911年4月3日，清政府出资10万两白银召开万国鼠疫大会（International Plague Conference），会议邀请了中、英、美、德、法、俄、奥、意、荷、日、印、墨等12国130位学者参会。伍连德出任大会会长，并介绍其在东北防治鼠疫的经验。这次会议持续了26天，最后形成了《1911年国际鼠疫会议报告》，与会各国学者达成了一些关于防治鼠疫的共识。如东北鼠疫的传染源为旱獭，人群集聚、迁移以及不卫生的居住条件是疫情暴发的重要因素，铁路与轮船等交通运输导致鼠疫远距离流行，隔离和管制交通的方法至关重要，个人预防以戴口罩为主，疫病消毒非常重要，应对死者的尸体予以火葬等。《1911年国际鼠疫会议报告》的结论与成果达到了国际领先的水准，也为我国现代国家公共卫生和防疫机制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认知及理论基础。1935年，伍连德因为控制肺鼠疫传播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候选人提名，其控制鼠疫采取的思路和措施，至今仍被沿用。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浙东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