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帝（玄烨）亲祀泰山，见于史档的共有三次：康熙二十三年（1684）十月南巡至泰安州，登岱顶，次日诣东岳庙；康熙二十八年正月再经泰安，致祭岱岳；康熙四十二年正月，南巡至泰安，登岱顶。但新发现的海内孤本《南巡惠爱录》，则记录了另一次康熙祀岱活动。

　　《南巡惠爱录》共两卷，卷端题名为“惠爱录”，卷前序题名又作“圣驾南巡惠爱录”；题“沈汉宗天梁”著。其书今藏于台北“国家图书馆”，尚未被人论及。台湾红学家黄一农在考 《红楼梦》本事时首次引证此书（黄一农《二重奏：红学与清史的对话》，台湾“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99页），始为学界所关注。

　　此书乃记康熙三十八年第三次南巡事，其中以浓墨重彩描述了康熙帝泰山之行。是书开篇便铺叙到：因淮泗洪灾，康熙帝起意巡视河工，而皇太后（康熙嫡母仁宪皇太后）“曾许泰安州神州娘娘座前香愿，久欲请旨降香，今闻圣驾巡幸甚便，立意偕行”。因此本次南巡，恭奉皇太后同行。至二月十三日，御舟经南旺到达济宁州，次日康熙帝便开始谋划泰山行程：“皇上召山东督抚臣员，面谕：‘皇太后至泰安州降香，前往有多少路？’对曰：‘七十里。有三十里山路，甚是难行。’皇上曰：‘明日是十五日，恐去迟了，今日启行罢。’”（卷上，第31页）

　　于是在十四日这天，康熙便奉太后动身赶赴泰山，“有司闻之，先着人到山，知会住持和尚，收拾候驾，于是有司即将预备轿马齐整以候。先从水路而行，至山下，时已晌午”。书中对登岱风物见闻作了细致描摹：“皇太后启行，皇上敦请皇太后乘坐銮舆，暨同三宫宫主及阿哥等位、内大臣同随驾，侍卫、内监臣员，上马而行。至山上，时已申牌之候，但见山峰高耸，百道泉流，古木参天，苍松夹道，迤逦而行，至巉岩处，各皆下马。即皇上亦步行而登。至曲折石磴处，悉皆伛偻而上，各努力向前。悉皆攀缘附葛，至山顶三四里，两傍尽悬铁索，手扶而登。皇太后轿及宫眷们轿，皆横抬而上，开帘，各手扶铁索而上。”（卷上，第32页）

　　皇太后泰山之行的目的，是叩拜泰山女神碧霞元君，因此《惠爱录》对皇家碧霞祠祀予以详细记述：“至山顶，即泰山主陈州娘娘——即碧霞元君宫殿，惟见殿阁巍峨，金容灿烂，庄严净度，俨若灵山，即观音大士变身说法处也。明季时朝山进香，春秋二季，日以万计，香钱无算。以致土人争夺，互相讦告。官里闻知，故遣中贵照天下名山湖广武当山真武殿、山西蒲州解粮（梁）关帝圣殿及泰安陈州奶奶殿三处，各着中贵一员，收取香金。中贵私扣在外。此山即泰行山之南山也，三省管辖，周可八百里。《论语》（按应为《孟子》）云‘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正此山也。其时住持僧迎接圣驾进殿拈香，瞻礼金身。皇太后及宫眷们亦各礼拜三匝，恭请方丈献茶。皇上问住持：‘山中有多少僧人？’答曰：‘五百馀众。因闻圣驾降临荒山，僧人一百二十名，于三日前启建福国裕民道场，祈保皇图巩固，帝道遐昌。’皇上大悦，遂赐金佛一尊，供养本山。又赐银千两，以作常住修殿之用。”（卷上，第32—33页）

　　碧霞祠祀告成之后，康熙帝一行又观览日出，并游赏周边胜迹，“是夜驻跸此山，山东文武官员带领兵丁五百名，护驾于山中。十五日五鼓，佛殿发擂，皇上蚤起，整顿御衣，敦请太后降香瞻礼。至平明，齐至泰山绝顶日观峰前，看海中日出，第见黄涛接天，红光罩海，红黄相映于海面，令人炫目心摇，真大观也。次至丈人峰、吴观峰、秦观峰及龙洞、龙潭，连理树、卧龙松（槐）、仙人迹、炼丹台等迹。时回寺用御膳，后又至山后，观秦时所植，后封为五大夫松。今树废，独存其根，亦古迹也。回寺后，皇上御书匾额，赐于寺中，和尚们拜谢。是夜，驻跸于山中”。直至次日，方转驾回舟。“十六日，传旨启行。住持僧款留圣驾再住几日，皇上曰：‘不消。因前去河工事紧要，不能逗□。’□用御膳后，遂启驾下山。此下山时，比上山不同，各扶索而下，甚为轻捷。薄暮回至御舟。于济宁舟次驻跸。十七日传旨开行。”（卷上，第33—34页）

　　《惠爱录》对康熙泰山之行的勾画可谓绘声绘色，许多细节极为真实，如说“盘道旁尽是铁索”，根据史料所载，南天门下十八盘一段当时确设铁索，以便攀跻，至明末“皆断坏”（《泰山小史》），顺治十八年（1661）进香善士又捐资重铸。又，书中多次出现陈州娘娘之名，这是当时碧霞元君的别称。明冯梦龙《山歌·烧香娘娘》中称：“有个道是出乡个观音菩萨，有个道是抄化个陈州娘娘。”道光《武陟县志》卷三六释云：“陈州娘娘者，碧霞元君也”实则陈州盖神州之讹（泰安古称神州）。

　　但在《惠爱录》的记述中，也出现了一些明显的谬误，如书中一再称碧霞祠为寺、住持为僧人，又说僧有五百余众，都与已知史录不合。自元以来，碧霞祠一直由道士管理，清初亦沿袭不改，此见于康熙二十三年的《起居注》。且当时道众已“日用难给”，绝无五百之众。所记康熙历览之泰山胜迹，也次序颠倒错乱，忽上忽下，如记五大夫松在“山后”，与清代松址不相对应（历史上确有山后之说，但清代皆认定遗植在山阳）。这缘于《惠爱录》在文字上存在添枝加叶的文学想象以及过分渲染故事情节、追求戏剧化的表现手法。

　　除了这些细节错讹，《惠爱录》的记载还存在一个重大疑问——这次声势浩大的康熙祀岱，为何在目前所见官方方志中全然不见记录，而仅见于沈氏之书？其叙述是否可信？有研究者在将其书与《起居注》和《实录》比勘时发现，“《起居注》和《实录》则限于体例，对一些事情（如宫闱秘辛）阙略不载，反不如《惠爱录》出自京报、小抄和传闻所得更为全面”；并且断言，“《惠爱录》或有文字渲染的情形出现，但是经过考察，发现多半也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目前尚未发现有任何记载为凭空杜撰以至与真实历史不相符合”（杨勇军《论记康熙第三次南巡事迹的〈惠爱录〉兼及〈红楼梦〉》）。笔者认为，既然《惠爱录》主体为信史，那么一个较大的可能是，康熙这次南巡间顺道登岱，是陪同其母太后奉祀碧霞，而非正式的皇帝泰山祭祀活动，当时属于不对外公开之行程，所以在官书方志中均不予记录。但其事在民间颇有传叙，被沈汉宗据以记录。因此《惠爱录》的独家记述，遂为了解当时碧霞信仰在内廷的传播及宫眷的进香活动，提供了一段史料秘辛。

　　（作者单位：泰山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