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新作为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石晨霞

　　中国崛起最独特的时代特征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实现体系内创新型崛起的最重要创新是社会动员体系的创新。因此，上海推动在社会治理创新和全面从严治党上实现新作为，其根本指向是积极进取地创新中国崛起的社会基础和领导力量。在过去的一年半中，上海很大程度上准确把握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上海“四个新作为”新定位的基本要义，在贡献国家崛起方面走出了新路。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推动中国可持续崛起的社会动员遭遇新问题、新挑战，社会治理创新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上海在推动社会治理创新方面的两个新作为，为化解上述挑战提供了重要思路。

　　上海社会治理创新中一个重要的手段是引进指标化治理。顾名思义，指标化治理就是充分利用各类数据技术特别是大数据、云计算等，设定社会治理的量化指标，但不设定行为规范，利用这些量化的具体目标而不是宏伟的战略目标来吸引普通公众自发行动，最终实现社会治理目标。

　　上海社会治理创新中的另一个手段是实现上海创新多层次联动式治理。当前社会治理创新面临的一个关键难题是，网络技术的个人化很大程度改变了传统的时空关系。过去，时空关系基本是稳定的，即空间固定、时间流动。这一背景下的社会治理，往往采用线性叙事。但现在，由于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社会治理往往同时在四条战线上作战：时间流动—空间固定；时间静止—空间流动；时间流动—空间流动；时间静止—空间固定。每条战线上都有其独特的挑战存在。因此，必须有一套系统的、联动的思维，才能实现有效治理。上海在这方面实现了大量创新，全市及各区县的“十三五”时期社会治理规划都将“互联网+”纳入其中，社会治理的智能化、数据化得到重大推进，各种联动治理机制也得到了快速发展。

　　在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实现新作为、夯实国家崛起的社会基础的同时，上海也在全面从严治党、强化先锋队建设方面实现了新作为。鉴于中国政治道路的根本差异，中国的全面崛起只能通过创新路径实现，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确保党的领导。具体来说，上海实现全面从严治党的新作为，主要为中国实现体系内创新型崛起作出了两个方面的贡献。一是探索中国特色的国际道德价值观，其内核是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的三位一体。在这个三位一体中，利益共同体是基础，命运共同体是价值追求，而责任共同体则是联系利益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的关键。正是准确把握了这一道德内核，上海全面从严治党的核心要素是“四责协同”机制的建设，即党委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党委书记第一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二是强化中国崛起的“四个自信”。上海作为中国最早开放也是最为开放的国际化大都市，在全面开放的过程中维持中国特色、打造中国风格、形成中国气派，就需要通过全面从严治党，增强“四个自信”。

　　未来，中国实现体系内创新型崛起进入关键时期，无论是社会治理创新还是全面从严治党，都要求有更大的新作为，其核心仍是在网络时代实现多层次联动治理的持续创新。首先，需要从当代社会治理面临的时间静止逻辑入手，推动社会治理做到“攻守平衡”。一方面，需要在抢夺同步时间的起点方面保持进取态势，做到“攻得下”；另一方面，也需要强化其在时间流动性或线性叙事方面的传统优势，确保“守得住”。其次，需要回归地理政治的本源即空间，推动社会治理做到“收放自如”。“收”是指通过强调“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总钥匙”，社会治理应将重点放在应对各类挑战的长期性根源上；“放”是指社会治理需要充分虑及其所面临的治理空间的有形和无形拓展，从更为宏观的空间视角思考社会治理问题。最后，需要重视网络时代的叙事逻辑变化，重点开发上海社会治理的早期预警模型。在这一过程中，全面从严治党的重点仍应放在国际道德价值观的塑造和“四个自信”的增强上。考虑到上海的特殊地位，上海在这两方面的新作为，始终是通过“先行先试”为国家实现体系内创新型崛起打头阵，发挥桥头堡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