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汉魏六朝作品考证是研究汉魏六朝文学的关键一环。发掘隐微文本，考辨名物真伪，考证作品创作年代，才能为研究汉魏六朝作品的学者提供更为合理的文本依据与解读。从方法论角度出发，运用名物考证与诗史互证的研究方法，考察《吴越春秋》中的神话叙事，考订何逊部分诗歌的创作年份，厘清渊源，修正前说，以期裨益汉魏六朝文学研究。

　　“金简玉书”出自汉代会稽人赵晔写的史书《吴越春秋》，与越族始祖大禹治水神话关系重大。本文以神话叙事为本体，以物为考察中心，通过原著本证法、文物印证和文献互证的旁证法，考证“金简玉书”的材料、制作技术、功能、文献记载场景，试图说明“金简玉书”并非赵晔生造，有存在基础，但确系赵晔再造。

　　对于“物”的认识，《物质文化读本》一书认为“物及其文化是一个激发新思考和促进新的对话的场所，是一个谈话空间或论坛”。所以，物的存在便于我们透过“静默”的表述认识历史，通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剖析“物”及其被社会所赋予的意义，从而还原真实，再现真实。本文对神话学叙事中“物”的考证正是基于这一观点。

　　越族始祖大禹神话中的“金简玉书”

　　《吴越春秋》中“金简玉书”的出现和越族始祖大禹神话有关。

　　禹伤父功不成，循江溯河，尽济甄淮，乃劳身焦思以行，七年闻乐不听，过门不入，冠挂不顾，履遗不蹑，功未及成。愁然沉思，乃案《黄帝中经历》，盖圣人所记曰：“在于九山东南天柱，号曰宛委，赤帝在阙。其岩之巅，承以文玉，覆以磐石，其书金简，青玉为字，编以白银，皆瑑其文。”禹乃东巡，登衡山，血白马以祭，不幸所求。禹乃登山，仰天而啸，因梦见赤绣衣男子，自称玄夷苍水使者，闻帝使文命于斯，故来候之。“非厥岁月，将告以期，无为戏吟。故倚歌覆釜之山。”东顾谓禹曰：“欲得我山神书者，斋於黄帝岩岳之下，三月庚子，登山发石，金简之书存矣。”禹退又斋，三月庚子，登宛委山，发金简之书。案金简玉字，得通水之理。

　　禹曰：“吾获覆釜之书，得以除天下之灾，令民归于里闾。其德彰彰若斯，岂可忘乎？”

　　以上是《越王无余外传第六》的两段，第一段是说大禹受玄夷苍水使者指点，得山神书——“金简玉书”；第二段说大禹认为治水成功，应归功于覆釜之书，即“金简玉书”。就此，“金简玉书”在功能上，结合“山神”赐予、“通治水之理”的信息，可知应是一本描述山形水势的地理书。在外形上，它是金简玉字书札，以银绳编连，金简上有雕刻隆起的花纹，材料、做工技术堪称先进；在出现的“场景”上，天柱宛委山、玄夷苍水使者的梦中点拨、天帝的预知、山神的藏书、大禹的择日斋戒这些祭祀元素表明其与宗教有关。

　　原著大禹时代对金玉的认识

　　《越王无余外传第六》以上两段除了对“金简玉书”的记录外，还指出《黄帝中经历》记载藏书所在地东南天柱宛委山，有一块大的有花纹的玉石托着书。原著还记载了大禹和伯益、夔一起巡视四渎，考察山川金玉，并完成《山海经》的事。“遂巡行四渎。与益、夔共谋，行到名山大泽，召其神而问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鸟兽昆虫之类，及八方之民俗、殊国异域、土地里数，使益疏而记之，故名之曰《山海经》。”其中提到三人在巡访过程中曾向名山大泽的诸神询问山川脉理、金玉所有。由此可知，原著神话叙事的故事时间——大禹时代是非常重视并能识别金玉的。

　　再结合上古社会重要文献《山海经》，其中多录“白金”（7次）、“黄金”（30次）、“赤金”（12次）和“金玉”（66次），对“玉”的记载更是达到253次。可以推断，《吴越春秋》大禹神话叙事的故事时间和历史时间里，人们对金玉有一定的认识，能分出金、银（白金）、铜（赤金）的不同，对不同玉石有一些区分。因此，从材料角度讲，赵晔所写大禹时代“金简玉书”是有事实基础的。

　　“金简玉书”技术溯源

　　大禹时代人们对金玉材料有一定认识，那么关于“金镶玉”和“雕琢文字、花纹”的技术情况如何呢？首先，对于“金”的认识和技术处理。《汉书·食货志》载：“（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孟康注释：“白金，银也。赤金，丹阳铜也。”青铜器在古人看来是金黄色的，所以文献中称青铜为金，战国以来通常要在银和铜表面鎏金或镀金以提升其贵重程度，并使其外表呈金黄色。

　　其次，对于“玉”和玉雕技术的认识。中国玉的概念囊括和田玉、独山玉、密玉、珊瑚、水晶、绿松石、翡翠和玛瑙等上百种，虽在公元前6000年已有玉雕技术，但在夏代还仅能在玉器表面阴刻细线纹，秦汉以后才能雕刻隆起的阳纹，那么更不可能雕刻隆起的文字。

　　最后，谈谈金镶玉技术。根据《汉书》所传，王莽因补好被孝元皇太后摔坏的秦始皇传下来的传国玉玺，第一次实现了“金镶玉”技术。“金镶玉”和在玉器上“雕琢文字、花纹”的技术在秦汉时才出现，而在赵晔叙事的大禹时代是没有的。因此，从技术成熟层面讲，“金简玉书”是赵晔自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