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凯

　　■战国时代，是一个集“战”“乱”“变”三重特征于一体的全面剧变时代。随着各国实力的强弱变化，弱小国家渐被兼并，形成了以韩、赵、魏、齐、楚、秦、燕等“七雄”为代表的列强并存局面。随着列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日渐扩大，战争的惨烈程度不断强化。这就对列国的行政管理能力、经济汲取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的全面提升，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

　　■战国时期的国家治理转型，是通过列国变法来推动的。战国初期，魏国国君魏文侯最先任用李悝为相，推行变法措施。李悝变法，为魏国的强盛奠定了基础，也带来示范性的连锁效应。此后，变法活动在各国陆续推开，先后有吴起变楚、申不害相韩、邹忌相齐、商鞅变秦、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等等。其中，尤以商鞅变秦最为彻底，效果也最为持久

　　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时代。短短250余年间，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变革风起云涌，波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历代无出其右者。清人王夫之将其称之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战国历史，上承三代文明之余绪，下接秦汉帝国政治之开端，蕴含着透视古代中国治理转型、新陈代谢机理的丰富信息。

　　传统权威消解

　　社会动荡失序

　　战国时代，是西周晚期至春秋社会历史变迁的自然延续。从西周晚期开始，周朝王室的政治权威日渐衰微，对诸侯的控制力也逐渐下降；　西周开国所确立的以“分封制”“宗法制”及“礼乐等级制”为核心的大地域国家早期治理模式，随之日渐弛废。到了春秋晚期，各诸侯国内的国君失位、大夫当政现象愈演愈烈，呈现出“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衰世之景。

　　当时，中原地区最有影响的两大诸侯国——晋国和齐国，衰世景象表现得尤为明显。晋国长期被赵、韩、魏、知、范、中行等六卿把持，渐呈瓜分之势；齐国政权则逐渐被来自陈国的田氏所控制。《左传》记载，春秋晚期，齐相晏婴出使齐国，同晋国大夫叔向，讨论两国局势。叔向认为，晋国是“政出家门，民无所依，君日不悛，以乐慆忧”；晏婴则说：齐国“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两人唏嘘不已，慨叹“此季（末）世也”。

　　晋国和齐国的政局危机，最终演化为“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的政治事变。以这两个事件为标志，战国世道剧变的历史大幕正式展开。总的来说，战国时代是一个集“战”“乱”“变”三重特征于一体的全面剧变时代。

　　随着各国实力的强弱变化，弱小国家渐被兼并，形成了以韩、赵、魏、齐、楚、秦、燕等“七雄”为代表的列强并存局面。随着列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日渐扩大，战争的惨烈程度不断强化。双方交战，动用兵力多达数万、数十万乃至上百万，战争持续多达数月乃至数年，战场伤亡巨大，频频出现“杀人盈城”“杀人盈野”的惨状，这就对列国的行政管理能力、经济汲取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的全面提升，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

　　随着传统权威的日渐消解，战国社会呈现全面失序的态势。司马迁在《史记》中描述，战国时期“海内争于战功”，各国“务在彊（编者注：同“强”）兵并敌”。而《吕氏春秋》则称，“当今之世，巧谋并行，诈术递用，攻战不休，亡国辱主愈众矣”。这种列强兼并激烈、战乱纷争频仍、社会动荡失序的乱世之态，对各国的治理转型带来了重大挑战。

　　“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在天下“竞于气力”的背景下，旧的治理模式日渐失效，新的秩序又尚未生成，一切都在混沌变化之中，这就给列国治理能力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应对新情势之变，需要治道变革的新思路。推行有效的治理变革措施，逐渐成为关系各国生死存亡的核心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