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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郭大顺给红山玉器命名,如今又倡议——“玉猪龙”应改名叫“玉熊龙”
2020年07月13日 15:00 来源:辽宁日报 作者:朱忠鹤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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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年前,郭大顺给红山玉器命名,如今又倡议——

  “玉猪龙”应改名叫“玉熊龙”

  记者 朱忠鹤

  核心提示

  玉猪龙是红山文化时期一类十分典型的玉器,也是学者和民众十分关注的玉器。40年前,资深红山文化研究专家郭大顺和同事为玉猪龙定名,时隔几十年后,随着研究不断深入,郭大顺提出变更当初的名字,“玉猪龙”应改为“玉熊龙”,也就是说,这类玉器造型的原型并不是猪而是熊。那么,郭大顺的依据是什么呢?他为何要做更名的倡议呢?敬请关注本篇报道。

  如果将中华文明视为一条奔流不息、逶迤向前的长河,那么,红山文化就是在这条长河的源头处汇入其中的一条重要支流。中华文明蕴藏着红山文化的吉光片羽——“龙出辽河源”“龙凤呈祥现辽宁”。那些佐证着文明起源的一件件出土文物,丰富了红山文化的内涵,也记录着这片热土的历史厚重与悠远。

  作为红山文化的典型玉器之一,玉猪龙现身之日即引起世界瞩目。这类玉器是做什么用的?它的造型依据是什么?40年前被命名的这类红山玉器引起了无数学者与民众的关注与猜想,时至今日,它们的身上仍附着很多未解之谜。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资深红山文化研究专家郭大顺一直在解这个谜。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曾主持过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见证了包括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等在内的重要红山文化考古文物出土,也见证了玉猪龙时隔几千年后在大墓掀开后的重见天日。

  “40年前,我和一些学者认为它应该叫‘玉猪龙’,但随着红山文化出土的材料越来越丰富,以及这么多年的研究,我们更认为它的名字应该是‘玉熊龙’。”郭大顺说。

  玉雕龙共分为两大类,C形龙存疑

  1954年,“红山文化”命名,1956年这一名称正式使用。它的范围囊括辽宁西部、内蒙古东部以及河北北部等在内20万平方公里土地。

  红山文化前后延续了2000年左右,这其中,位于朝阳市境内的牛河梁遗址是红山文化晚期的中心遗址,集合了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这些重要的史前遗迹表明,当时的红山人已经迈进了“古国”(高于部落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时代。

  其实,在牛河梁遗址的积石冢正式出土玉猪龙前,玉猪龙早已在民间流传多年。面对这样一件造型独特、高度抽象的远古玉器,人们不知道它的雕琢依据,更不会想到它会属于红山文化。

  按照文物定名“对没有自名,也未见史籍著录者,可根据其造型、用途予以定名”的原则,1981年,面对收集上来的一件白色蛇纹岩质的器物,郭大顺和同事几经研究后为其定名为“玉猪龙”,属于红山文化。

  “当时我们命名的依据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基于我们认为那个时期的先人已经进入农耕文明,而猪是农耕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一个是这件器物整体造型憨厚、圆润,而且在嘴巴的位置雕有类似野猪一样的獠牙。”郭大顺说。

  就在“玉猪龙”被命名3年后的1984年,考古人员在牛河梁遗址的积石冢中挖掘出土了一对雕刻更为精美的玉猪龙。因为有了确凿的考古依据,这一次正式明确了这类器物的功能、时间等研究细节。

  郭大顺告诉记者,现在很多普通民众混淆了玉猪龙的类型,其实,玉猪龙只是红山文化玉雕龙中的一类。从考古出土和民间流传的器物来看,红山文化玉雕龙一共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玉猪龙,另一类是“C形龙”。

  “C形龙”共有5件存世,但这5件都不是在考古中出土,所以暂不能断定其是否属于红山文化。也有学者分析“C形龙”属于赵宝沟文化,而该文化是与红山文化同时期并行或时代更早的又一种文化。有学者认为其造型是鹿,也有的说其造型为马。

  改名“玉熊龙”有三大原因

  虽然是自己定名的“玉猪龙”,但随着越来越多佐证材料的问世及研究的不断深入,郭大顺开始质疑并最终修正了自己的判断:“我认为‘玉猪龙’叫做‘玉熊龙’更合适,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同我们的这个观点了。”

  郭大顺为玉猪龙“改名”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红山文化时期,虽然先民也种植粟、黍等农作物,但是他们的主要经济生产方式,还是延续先祖此前的采集和渔猎,而以粟、黍为代表的旱作农业种植不是主要的生产活动。这也就是说,红山文化时期的先民更多靠采集和渔猎来过生活。这时候,熊是红山人经常见到、不同于其他的一种野生动物,必然会成为他们关注、崇拜的对象,这种背景下,熊作为崇拜对象进入玉器造型中也就不足为奇了。此为原因之一。

  原因之二,牛河梁遗址挖掘中,在女神庙内出土了与熊有关的造型器物,比如用泥彩塑的熊的下颚部分,还有泥塑的熊爪;女神庙内,还挖掘出土了一只成年真熊的颚骨。这些出土文物均表明,熊崇拜已经成为当时红山先民动物崇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玉熊龙也不只是高度抽象的形象,也有高度写实的实例出现。英国剑桥大学菲茨威廉博物馆内珍藏着一件红山文化时期的玉人,这件高12.2厘米的玉人头顶戴着一个高高的“帽子”,这顶“帽子”的造型就是一只熊。这只熊前肢向上举起,头部上昂。专业人士分析说,这个玉人应该是一个头戴用熊皮做成帽子和披风的女神或女巫,她也可能是表达红山居民信奉的人与熊的合体神。

  郭大顺为玉猪龙改名的第三个原因,是玉猪龙的雕刻本身。一般来说,猪的耳朵宽而薄,耳端是尖的,而熊的耳朵短而厚,耳端是圆或者尖圆的。古人对与他们朝夕相伴的各类动物特征的判断是十分敏感和准确的,从以上这些特征来看,这类玉器更具熊的基本特征,应该称之为“玉熊龙”。

  玉器代表红山人的精神信仰

  在玉熊龙这类红山玉器中,名字中的“玉”字更让郭大顺看重。

  位于朝阳市下辖的凌源境内的牛河梁遗址是红山文化时期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截至目前,该遗址共挖掘出土墓葬61座。“牛河梁遗址的墓葬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在墓葬中与死者相伴的只有玉器,不葬或基本不葬陶器、石器。”郭大顺说。

  除了牛河梁遗址外,在已经知晓的红山文化其他墓葬中,只随葬玉器的墓也占绝大多数。统计显示,随葬玉器同时随葬石器的墓有1座,随葬成组陶石器的墓也只有1座,且为土坑竖穴式墓。这也就是说,只葬玉器在牛河梁遗址以外的红山文化墓葬中是具有普遍性的。而同时期周邻的史前文化直到商周时期,都是既葬玉器也葬石器、陶器或青铜器的。

  那么,为什么红山人只随葬玉器呢?

  “这显然是一种很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郭大顺说,其一,表明红山先民更注重精神因素。红山文化时期,玉器并不是实用器类,而是一种礼器,随葬时只葬玉器而不葬与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的器物,说明红山人将“精神”放在了“物质”之上。

  其二,玉器被红山人视为通神工具。虽然牛河梁遗址的墓穴只出土玉器,但实际上每个墓穴里的数量并不是很多,这也就是说,玉器并不是作为财富而被随葬的。越是位置重要的墓葬,出土的玉器数量越多,且大件多、用料精。加之墓葬附近有祭坛,更表明这些玉器被红山人当作通神工具而随之下葬。“他们首先是通神的独占者,是宗教主,同时也已具备了王者身份。”对大墓中的死者身份,郭大顺这样分析。

  其三,玉器的特性及东北延续的渔猎文化是红山人选择“唯玉为葬”的原因。玉的温润、柔和与光泽等这些特质,符合红山先民在选择通神工具时的要求。而长期延续下来的采集与渔猎生活方式则使得红山人对玉的鉴别、选择以及性能十分熟悉。在渔猎过程中,红山人对细石器的制作加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所以,这更有利于他们甄选和加工出精美的玉器,这也让“唯玉为葬”成为现实。

  郭大顺说,国学大师王国维释“礼”字为“以玉事神”,红山文化只葬玉器的习俗与礼的初意最为贴近。

  

  史记

  红山文化将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

  

  红山文化是距今6500年至5000年中国著名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红山文化因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后遗址的发掘而得名。虽然该文化最初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市郊区的红山,但我省朝阳市的牛河梁、东山嘴、半拉山诸遗址等更具典型意义。尤其是牛河梁遗址,其中发现的坛、庙、冢证明了距今5000年前的辽河和大辽河流域,已经发展到了相当高的社会阶段,这里已经出现了人类最早文明的曙光。

  关于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地位,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辽西发现的5000年前的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不仅把中华古史研究从黄河流域扩展到燕山以北的西辽河流域,而且将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

  有学者指出,红山文明有六个主要标志:一是遗址分布密集,人口迅猛增加,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手工业生产专业化加剧;二是等级制度确立,玉礼制系统形成,特权阶层出现,独尊一人式的王权确立;三是公共信仰和祭祀礼仪系统成熟;四是红山文明所揭示出的社会管理体系是神权和王权的统一;五是以种植粟、黍为主导的成熟的旱作农业体系和发达的渔猎经济传统助推了红山文明的诞生;六是科学和艺术成就超越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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