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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代考古人不懈努力发现牛河梁遗址 郭大顺:与“女神”见面的情景至今难忘
2020年01月03日 09:11 来源:辽宁日报 作者:吴 限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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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吴 限

  核心 提示

  几十年来,一代代考古人用他们的青春和汗水,不断地找寻、发掘,将红山文化的神秘面纱渐渐揭开。从梁思永到苏秉琦,再到郭大顺及目前正在进行田野调查的考古工作者,他们的故事也许并不精彩,但正是他们的执着和认真,红山文化遗址才得以发现。今天,我们捡拾几段记忆,重温考古发掘中的那些有趣的事。

  梁思永:最早考察红山文化的中国人

  1930年冬,一个面容消瘦的青年人,顶着刺骨的寒风,由通辽起程,经过天山(今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林东(今赤峰市巴林左旗),到达林西(今赤峰市林西县)。这个最先触摸到红山文化的中国人就是梁启超的二儿子、我国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

  早在二十世纪初,日本、法国的学者就在赤峰一带盗掘,发现60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1930年8月,梁思永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有人在内蒙古林西一带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存。

  就在梁思永整装待发之际,通辽一带暴发严重鼠疫,把从北路进入热河的路口阻断。在进退两难之际,从东北传来另外一个信息:有人在黑龙江的昂昂溪附近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址。梁思永立即打点行装前往那里。9月28日,梁思永到达发掘现场,工作3天之后,因为天气变冷而被迫停工。有着强烈责任心的梁思永,几乎没有任何犹豫,马上取道通辽,南下热河。

  1930年10月下旬,梁思永到达林西。他下决心准备在林西县做一次较大规模的发掘,以解决这些遗物在地下的分布问题。

  发掘的地点被当地百姓叫做“哈拉海”,这是一块沙窝子地,距离县城大约4公里。当时从林西到赤峰的南北大道由它的中心穿过,位于大道西侧的锅撑子山高高耸立,是发掘遗址的最好标识。由于天气寒冷,梁思永只得将发掘计划改成在赤峰一带进行地面采集。

  梁思永对英金河北岸和红山嘴一带的新石器及较晚时代的遗址进行了调查,收获了石器和陶片等一批文物,对该区域古文化进行了初步分析研究。1930年11月27日,梁思永回到北平,随着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梁思永的考古工作被迫中断。

  1934年秋天,梁思永的热河考古报告《热河查不干庙林西双井赤峰等处所采集之新石器时代石器与陶片》发表。这篇考古报告,是由中国考古学者书写的第一篇专论热河新石器时代文物的文字。在报告里,梁思永无限伤感地写道:“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东北4省接连被日本军占领了,我国的考古工作者,不应忘记我们没有完成的工作。”这也正是中国文人“国破家亡,著我河山”的情结与担当。

  二十世纪50年代中期,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尹达撰写了学术著作《中国新石器时代》,请梁思永作序。梁思永看了尹达的作品后,建议把赤峰红山新石器写进文稿。根据梁思永的意见,尹达以《关于赤峰红山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为题撰写了篇幅很短的论考,在这一篇论考里,尹达写道:“红山后新石器时代遗址,是含有新石器文化和仰韶文化两种因素的文化遗存,我们可以名之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从此,“红山文化”得到正式命名。而此时,梁思永已经因病去世一年多了。

  发现东山嘴遗址,出土了“妇女小雕像”

  在先后主持过东山嘴、牛河梁遗址考古发掘,现为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的郭大顺家的客厅墙上,挂着导师、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写的一首诗:“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斝与瓮。汾河湾旁磬和鼓,夏商周及晋文公。”28个字,把中华文明的“龙”“花”渊源和相互交融概括得淋漓尽致。

  郭大顺虽然已经年逾八旬,但是一开口,他清晰的思路和眼神中跳跃的光芒,让人根本无法将这个思想深邃、温和文雅的学者与“老者”二字联系在一起。

  郭大顺在北大学习期间,师从苏秉琦教授,专攻新石器时代考古,并深入洛阳王湾遗址、山东大汶口遗址和江浙地区实习。苏秉琦是郭大顺的恩师,是继梁思永之后对红山文化贡献最突出的一位学者,也是第三代红山文化考古人。

  1968年,郭大顺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到当时被誉为“考古不出关”的辽宁,当时的辽西还被视为古文化的偏远地区,就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考古来说,文献记载很少。然而,郭大顺以一个考古人的敏锐,隐隐约约感到,那片因干旱而龟裂的红土里,一定埋藏着秘密。

  1979年5月,辽宁省文物普查工作开始,郭大顺作为喀左队队长,与17名队员一起把全县21个公社跑了个遍。为了摸清情况,他和同事们经常是几个月不回一次家,最终在喀左境内的大凌河畔,一个名叫东山嘴的高岗上,以地上散落的陶片为线索,展开发掘。

  朝阳是红山文化分布区,但红山文化出土的文物还是凤毛麟角。因此,队员们在普查时格外仔细,共发现各类遗址609处。1982年,在喀左东山嘴发掘中国古代第一个祭祀遗址,出土了两尊“妇女小雕像”。通过碳14考古测定,确定这个遗址是距今5400年左右的红山文化晚期遗址。

  东山嘴遗址的考古发掘很快轰动了中外考古界。1983年7月20日,以郭大顺的导师苏秉琦为首的国内19位知名考古专家来到东山嘴遗址进行现场考察。专家们一致认为,这是我国史前考古的一次重大发现。

  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留学生们经常问起,世界各地的史前文化到青铜文化,到处都有妇女小雕像发现,为什么中国没有?有了这两天的见闻,才知道大家终于找到了一种全国考古界等了30年才发现的重要材料。这就是一些新石器时代的妇女雕像,以及同这种雕像有关的一片祭祀遗址。”

  苏秉琦指出,东山嘴遗址对研究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古文化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他鼓励辽宁的专家要在喀左、凌源、建平交界处一带下更大功夫,并且预言,这一地区还将会有重大发现。

  村民收藏的小“笔筒”引出牛河梁遗址

  “远看像讨饭的,近看像捡破烂的,手里还经常拿着盆盆罐罐……”郭大顺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考古界用这句顺口溜自嘲。郭大顺就是凭借一个“笔筒”发现了牛河梁遗址。在他眼中,考古就像破案一样,实际上考古挖的不是宝,是文化的宝藏。

  郭大顺回忆说,那是1981年,辽宁省文物普查工作在建平县展开。时任朝阳市文化局局长的宫殿东来到县城,集中全县32个公社文化站站长到县城进行培训,由郭大顺授课。课间休息时,富山乡文化站站长赵文彦提供了一条消息:该公社马家沟村村民家藏有一个“玉笔筒”。培训班结束后,郭大顺、赵文彦与建平县文化馆专职文物干部李殿福,骑自行车赶到县城以西8公里的富山马家沟。在马家沟生产队队长马龙图家,郭大顺一进屋就看到了柜面上摆放着一个似笔筒又不是笔筒的筒状器,里面还真插着几支笔。郭大顺上前拿起“笔筒”仔细端详,心里非常激动:这哪里是“玉笔筒”?这正是考古人员在辽西苦苦找寻的红山文化玉器中最重要的一个器型——斜口筒形器。征得马龙图的同意后,郭大顺一行带走了这件玉器,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研究。

  这件玉器是从哪里捡到的?根据马龙图和其他村民提供的线索,郭大顺等人来到牛河梁山岗上。这座山位于公路101线南面、锦承铁路的北面,东西方向处在凌源与建平交界处,地表散布着红山文化的泥质红陶和彩陶片。承包土地的村民说,村民种地时,还捡到过像“万”字形的石片,因已经破碎就扔掉了。这些重要的遗物,使郭大顺等考古工作者毫不怀疑地确定,这里是一处红山文化遗址。接下来的几天,考古工作者集中在这块台地上找宝。果然,在一条沟边老百姓捡石头的地方露出了人骨,做了简单整理后,居然清理出一座墓葬。

  这就是举世闻名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现的最初过程,也是红山文化第一次明确发现的墓葬。随葬还有白色玉环饰1件,这是红山文化玉器在墓葬中首次正式发掘出土。这一发现,为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群的面世拉开了考古大幕。

 

  史记

  SHIJI

  那一刻,我与“女神”邂逅

  “红山文化的考古发现,哪一项都极重要,但是,如果问我哪一项更为难忘,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是女神头像。20多年过去了,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当说到发现女神像的过程时,郭大顺的眼睛一亮。

  1983年秋,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由孙守道和郭大顺担任领队,方殿春、魏凡、朱达、张星德等参加,开始了对牛河梁遗址的正式考古发掘工作。

  郭大顺回忆,那是秋季的一个黄昏,夕阳的余晖将辽西建平、凌源两县交界之处的牛河梁染得一片赤红。北梁主山上,大家已经进行了一整天的考古勘察工作,有些疲劳,便在牛河梁第一道山梁处的山岗上坐下来休息并准备返回住地。与此同时,一同参加调查的富山乡文化站站长赵文彦独自一人来到离山岗最近的一条沟岔里方便。突然,他发现地面上露出一块红色的陶土块。于是,他蹲下去用手扒拉,越扒越有发现,他不敢再深扒,马上跑回驻地将这一发现告诉大家。在场的人都十分惊讶和兴奋,一下冲到了这条沟岔,俯下身来,仔细探寻,唯恐丢掉什么。更多的陶土块露了出来,更惊喜的是,捡到了陶塑的耳朵、鼻子……

  此时,夕阳西下,牛河梁洒满红霞。考古队员怀着企盼回到住所,一夜无眠。

  很快,迫不及待的考古工作者开始对这一地点试掘。表土去掉,露出了一座由主室、左右侧室、北室、南室连为一体的多室布局的房屋。房屋为半地穴式,从炭化的木柱、陶器分析,它是被一场大火烧毁的,地上部分全部坍塌,只保存了地下部分。考古工作者仅动了一下表面,出土的文物就令人眼花缭乱:仿木的建筑构件、壁画、陶祭器、相当于真人3倍的残耳和残鼻……那么,有没有较完整的塑像呢?

  终于有一天,大家屏住呼吸,围在一起看考古队员正在剥离一件特殊的塑件。渐渐的,额头、眼睛、耳朵、嘴……一尊几乎完美的女神头像瞬间展现出来,只见她仰面朝天,微笑欲语。摄影师及时按下快门,记录了轰动考古界的女神与其子孙们跨越千年的相视一笑。

  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郭大顺一直在做考古工作,田野间、遗址里、古墓中到处都留下他跋涉的身影。他说,有关红山文化还有太多的谜团等待破解,“发现了不等于认识了,认识的过程可能更艰巨,甚至更痛苦。”为此,在不断研究的基础上,他提出中华五千年文明起源新说,写了系列论著,由于他的执着和努力,现在,红山文化已经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他也因此被称为“红山文化第一人”。

  已八十高龄的郭大顺经常教导年轻的考古人:考古资料是无字书,你要一页一页地翻好它不至于翻乱,就要掌握正确的理论和方法。他说:“有些重要考古现象,一瞬即得,也可能一瞬即逝。功夫都在于平时的积累,只有这样,才可能在田野第一线随时保持学术上的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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