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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庆龙:从印度的心态看洞朗事件
2018年11月08日 22:15 来源:《边界与海洋研究》2017年第5期 作者:孟庆龙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孟庆龙,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四川大学客座研究员。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英美印俄五国有关中印边界问题解密档案文献整理与研究”(12&ZD189)阶段性成果。

  摘 要:一百多年来,中印边界问题一直未能解决,成为中印关系最大的影响因子。近年来,印度在边界问题和西藏问题上给中国不时制造麻烦。究其原因,固然有历史遗留问题以及水资源等方面的因素,但最重要的是印度独立之前就已有的“大国架子”及后来滋长的“瑜亮情结”、“怨妇心态”和“政治正确”等不正常心态。2017年6月18日,印度军队非法越境进入我国洞朗地区,在与我军对峙两个多月后于8月28日撤离。印度挑起该事件的动因,除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种因素外,心理上则是上述四种心态叠加、交织的结果和反应。印度的心态和洞朗事件更彰显中印边界争端罕见的复杂性以及解决问题的艰巨性。

  关键词:洞朗;印度;心态;中印边界问题

  文章摘编:

  印度此次在洞朗制造事端,与它在边界问题上迄今为止坚持顽固立场、不时给中国制造麻烦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并非偶然所为,而是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动因,是其在多种心态作用和驱使下战略焦躁的反应。

  一、印度经久未变的四种心态

  1.放不下的“大国架子”。1947年印度独立后,尼赫鲁及其领导的印度政府崇尚大英帝国的“印度中心论”,全面继承了英印政府时期英国的政略和战略,认为只有印度才有资格填补英国撤离后在南亚留下的空缺,尽快“成为亚洲各部分的中心”。尼赫鲁的目标是:在印度洋地区,从东南亚一直到中亚细亚,印度将来要发展成为经济和政治活动中心。为了建成“大印度帝国”,尼赫鲁政府全然不顾国内面临的严峻的经济、政治困局,比英印政府时期更加热衷于通过军事和外交手段扩大疆土和势力范围,大搞地区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

  这种似乎天生就有的“大国架子”决定了印度的如下行为特点:一是作为从殖民地独立出来的国家,却在南亚赤裸裸地推行早已过时的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印度在1949年6月趁锡金内乱派兵进驻锡金;1950年与锡金签订“和平条约”,正式把后者变为印度的“保护国”;1973年4月悍然军事占领了锡金, 1975年5月正式宣布锡金成为印度的一个邦。印度也对不丹加紧渗透和控制,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不丹的“保护国”自居,代不丹处理对外事务,甚至把不丹作为其“北部防线”一部分列入印度版图;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后进一步加强了对不丹的渗透和控制,在不丹大肆培植亲印势力。印度在尼泊尔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具有主导作用,对其外交政策具有重大影响,对于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和马尔代夫,也一直以“老大”自居。二是对中国拥有主权的西藏地区一直抱持殖民心态。尼赫鲁把西藏看作是印度的世袭领地。印度政府虽然后来接受了“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说法,但从未明确承认中国政府对西藏拥有完全主权,骨子里不愿放弃此前在西藏的“特权”。中印边界问题与印度对西藏的“念念不舍”是紧密相连的,犹如孪生兄弟。三是即使在英国这个前宗主国及对印提供援助的大“金主”美国面前,印度有时也端着“大国架子”。如在1962年9月下旬中印关系已经极度紧张、印度急需军事援助时,英国坚持要以国际市场价向印度出售武器,尼赫鲁心有不满但又无奈地嘲讽英国是印度曾经的“老板”。四是在对外事务中只考虑自己的一己私利,全然不为地区的发展着想,行事时常不顾国际关系准则。

  2.难理喻的“瑜亮情结”。20世纪50年代后期之前,印度简直就是世界“宠儿”,美苏阵营里均有不少国家竞相提供援助。但在1962年边界战争中惨败后,印度觉得自己在国际上大丢面子。再加上20世纪50年代之前印度曾在很多方面领先于中国,但很快被中国赶上并超越,尤其自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更是被甩得越来越远,这让印度深感失落。中印两国相比,中国大胆改革,探索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和极具世界影响力的发展模式;而跟中国人口规模相近的印度,一直没有探索到并制定出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战略。与当前的中国相比,不论是经济体量、军事实力,还是国际影响力,印度均不在一个层级。在此情况下,处于焦虑之中的印度对中国滋长了难以启齿的“瑜亮情结”:在偌大亚洲,既已有我印度,为何还出来个中国!

  3.散不去的“怨妇心态”。印度除在经济、军事、国际影响力等方面不如中国之外,加深其对中国不满、甚至敌意的原因,是它迄今一直片面、错误、不讲理地认为对中国有大恩而未获回报。印度自以为,它不顾美国等西方国家施加的种种压力,很早便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恢复中国的联合国席位、朝鲜战争、万隆会议等重大问题上帮了中国,其内心深处殷切期望能从中国得到回报——主要是指望中国在边界问题上接受或默认其立场,但一直未能如愿。根据印度军史内部资料的说法,1954年4月中印签定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时,印度“为了表示友善之意”才“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个地区”。然而,“印度虽然通过一纸条约默认了中国人对西藏的占领,却没有在边境问题上得到任何补偿”。特别要指出的是,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力挽“危局”,短短几天内展现出来的超凡个人魅力和新中国大放异彩的务实、灵活外交,都大大出乎尼赫鲁的意料,后者的心态开始出现微妙变化。此后,尼赫鲁原引以为傲的“中国走向国际舞台引路人”的心态开始扭曲,中国作为对手的成分开始上升,而作为“兄弟”和伙伴的比重悄然下降。此后,不但外交上,而且在诸多方面(体育等算少数例外),印度的民族主义者都爱拿印度与中国对比,对中国在各个领域取得的超越印度的成就感到不可接受、难以容忍。中国按照国际规则和惯例与南亚其他国家开展正常的经济、军事合作,也被印度视为编织遏制、包围它的“珍珠链”。

  4.驱不走的“政治正确”。20世纪50年代末中印关系迅速恶化后,印度政要纷纷开始把中国视为其最主要的威胁,“边界争端在印度成为政治问题”。1962年中国开始边界自卫反击战前夕,英国驻新德里官员认为议会的压力使得尼赫鲁的对华态度趋于强硬。对于外界对尼赫鲁不断施压所产生的影响,印度军史内部资料不加修饰地指出:“无知而喧嚣的媒体和反对党,在迫使尼赫鲁并不情愿地走上军事对抗道路方面,扮演了极不负责任的角色。”

  “政治正确”的另一层含义,就是印度对于1962年战争的惨败,在感到莫大羞辱之余,也有一大“收获”,即其领导人认为这场惨败帮助它解决了靠自身努力多年未能解决的大难题——促进民众团结、提升民族精神。印度利用战败带来的羞辱,在国内制造“悲情”,培育“复仇决心”,纵容和支持民族主义情绪,众多政治领袖通过制造边界紧张来维持和提高国内的支持度,谋取自身和所在党派的私利。在边界问题上对华强硬成为印度国内的“政治正确”。

作者简介

姓名:孟庆龙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任国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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