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环境犯罪；立法理念；环境伦理；非人类中心主义

　　内容提要: 环境刑法的立法理念是环境刑法基本理论研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它直接体现刑事法律的价值追求并决定环境刑法的学科属性。我国现有的环境刑法是基于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影响下而建立的，这导致环境刑法在其体系构建、犯罪构成理论以及刑罚具体设置上存在诸多不足之处。现代环境伦理观要求环境刑法必须体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则，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科学的环境刑法立法体系。因此，重新认识和选择我国环境刑法的立法理念和价值观，在“人与自然相和谐”的观念下确立环境刑法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立法理念，才能为我国环境安全提供科学的刑事法律保障体系，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重大环境污染事件在世界范围内频繁发生，如何对生态环境进行有效的保护已成为整个人类社会亟待解决的一道难题。刑事法律作为重要的部门法之一，要对此类重大社会问题给予及时回应。一般说，对环境犯罪行为的调整方式要依据社会生活状况来变化。 [1]我国现行《刑法》在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专设“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一节，设定了包含重大污染事故罪、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滥伐林木罪以及非法收购盗伐、滥伐的林木罪等在内的14个环境犯罪，并规定了单位也可以成为环境犯罪的主体。此外，在刑法分则的其他章节中，如第125条第2款、第151条、第155条第3款、第337条、第407条、第408条、第410条以及第413条分别分散规定了环境犯罪。特别是自2001年8月《刑法修正案（二）》始，至2011年2月《刑法修正案（八）》止，立法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对环境犯罪的罪名、罪状以及法定刑进行了修正。由此看出，无论是立法者还是司法实践部门对环境犯罪的关注度都是空前的。

　　但是，与我国经济发展和环境破坏的实际状况相比，我国对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规定还是不完善和片面的。我国刑法目前主要是通过保护环境行政法益的方式来保护环境，在环境刑法的诸多基础理论方面仍然关注不够，如对环境法益的独立性、环境犯罪的因果关系以及环境刑法的立法理念等问题的研究还很薄弱；司法实践中也均存在诸多问题，如关于环境犯罪的案件处理中存在诸多问题，出现发案率多、移送起诉的少、审理终结以及执行的更少的现象；此外，环境刑法的学科定位问题也是影响环境刑法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因素。由上可知，环境犯罪立法的缺位和利益再分配之间的矛盾，加上实践中存在诸多的法律适用难题，导致环境保护问题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从本质上看，环境刑法立法理念的重新选择和定位的实质就是如何处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难题，即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法律总归是社会自身对外界变化的一种调节和反应。环境刑法立法理念的定位与选择在环境刑法的体系构建中起着重要的导向性作用，是以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共同发展为目标，并且承担了体现社会整体价值取向和追求的历史使命，其研究的价值自不待言。

　　二、环境刑法立法理念之冲突

　　环境伦理学是环境刑法的立法依据和价值灵魂，它不仅催生环境犯罪和环境刑法体系的完善，而且还影响环境刑法的立法目的和价值追求。面对环境犯罪对人类社会自我发展的巨大压力，为适应周围的生态环境以寻求可持续发展，传统的环境刑法价值观随之发展。环境伦理学的发展历史上曾出现过多种价值观念成为环境刑法立法理念的价值源泉，其嬗变演化显示人类的自我反思和自我完善的过程。现代环境伦理学的运行轨迹是以“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现代非人类中心主义”来运行，反映在刑法学上主要就是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两者之间的博弈。

　　（一）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把人类视为价值判断的唯一主体，并以人类自身的利益作为人类进行价值和道德评判的标准和依据。即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拥有了意识的人类是自然的主宰，这里所谓的价值也只是指其对人类的作用或用途，所有价值评判的标准和出发点均是为了人类而服务，人类活动的目的只是为了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2]人类中心主义的核心观念有：人的利益是道德原则的唯一相关因素，因此在设计和选择道德原则的时候，只需看它是否能够满足人的需要和人的利益能否得到实现；人是唯一的道德代理人，也是唯一的道德顾客，只有人才有资格获得道德关怀；人是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其它存在物都只具有工具价值；大自然的价值只是人的情感投射的产物。 [3]

　　人类中心主义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空前紧张，其直接后果是生态危机不断加剧并逐步演变成为影响人类进一步发展的巨大障碍。在这种现实语境下，现代环境伦理学者不得不对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进行批判和反思，开始关注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并提出诸多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如美国环境伦理学之父A．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说”、挪威学者A．乃斯的“深层生态学”、澳大利亚学者P．辛格的“动物权利论”以及美国学者P.W．泰勒的“生命中心主义自然观”等等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这些主张颠覆了传统的环境犯罪理念，通过赋予动物、生命和生态平等的内在价值和权利，将伦理关怀和道德共同体范围扩展至人之外的非人存在物，从非人类的角度来构建环境伦理学。其中蕴涵的价值观念有：主张将道德关怀的对象从人扩大到其他生命和自然界；生命和自然不仅具有外在的、对人类有用的价值，而且具有内在价值等。 [4]非人类中心主义对人类中心主义持一种针锋相对的态度，认为应当建立一种以自然为中心的价值标准和体系，并提出相应的发展观。非人类中心主义将自然环境恶化的原因归于人类对自然的蔑视和毫无节制的破坏，也就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

　　（二）环境刑法的伦理属性分析

　　环境伦理是上世纪70年代产生的一个新研究领域，目的是通过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构筑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体系，通过调节人类行为规范以适应生命共同体和地球生物圈整体秩序的伦理，从而从价值与伦理的层面来反思由当代环境问题所引发人与自然的冲突和矛盾，并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共同发展。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作为环境伦理学中最重要的两种价值观念，两者主要争论在于：一是是否真正承认自然物具有自身的内在价值？二是自然物能否与人类具有平等的权利和内在价值？也即是否以人类与自然的平等关系为基础来构建自己的环境伦理体系。

　　自然物是不是具备自身的内在价值？有观点认为，内在价值是“表征自然界中具有一定的自主活动能力的单个主体或复合系统的目的性功能的概念。” [5]也有观点认为“价值指的是客体对主体的有用性” [6]第一种观点认为内在价值除了人之外，还包含有机自然组织系统。无机的自然组织系统由于没有自己的目的，只能被动服从自然规律并根据环境变化来调整其生存状态，是不具备内在价值的。而有机的自然组织系统由于有自身的目的，就不需要外部原因而是由其自身来构成其内在价值；第二种观点则是采用哲学上的价值概念，认为价值既是源于主体的需要，也是为满足主体的某种需要而存在的一种属性。这种价值由于依赖主体而存在被称为外在价值，又有人称之为“工具价值”，意谓对别的事物的存在的有益性。人类中心主义不承认自然物的内在价值，从而不能正确处理自然与人类的关系，也不能从生态环境的共同体角度去保护生态环境利益，从而导致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非人类中心主义承认自然存在物的自身价值，将伦理关怀的视野扩展到动物非人存在物，从而能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关系。

　　自然物能否和人类具有平等的权利和内在价值？生态环境的价值不是单一的，它包括能够引发人类生存的诸多本质性问题，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罗尔斯顿认为，生态环境的价值包括：“生命支撑的价值、经济价值、消遣价值、科学价值、审美价值、使基因多样化的价值、历史价值、文化象征的价值、塑造性格的价值、多样性与同一性的价值、稳定性和自发性的价值、辩证的价值、生命价值、宗教价值等。” [7]非人类存在物具有自身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但环境伦理和价值还不完全一致，还需经人类对自身和自然物之间关系进行整体评价才能得出人类对自然物的行为规范和判定标准。因为人类可以通过自己的道德观和价值观来进行判断和选择，这才是真正伦理意义上的主体，而非人类存在物只是环境伦理中的道德关怀对象。因此，两者在环境伦理中的地位是不同的。

　　总之，在当今世界各国，环境保护问题已经不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和自然问题，而演变为一个政治问题。自然不仅仅是为人类服务的，而是与人类社会和谐相处的一种客观存在。现代西方关于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绵延多年的争执不仅成果蔚为大观，对于中国环境刑法的立法理念也产生不可避免的影响，促使我们对传统环境刑法的立法理念进行反思。

　　三、和谐社会语境下环境刑法立法理念之重构

　　（一）我国环境刑法立法理念重构之必要性

　　我国传统的环境刑法立法理念是以人本主义为价值基础的，这种指导思想导致我国现行的环境犯罪和环境刑法的立法理念存在诸多问题：一是从环境犯罪的犯罪构成看，构成环境犯罪的罪名多数属结果犯或情节犯，构成犯罪既遂需要“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等。这种立法理念充分折射出人本主义的价值理念，即我国现行刑法对与环境犯罪的规范设定是以人类的利益为重心，对于自然环境的关注极少。从刑法保护的层次看，对于后者的保护是从属于对前者的保护之下的，也没有体现生命物种之间的公平；二是现行刑法对环境犯罪的规定范围过窄，导致众多严重影响环境安全的行为无法规范，更兼刑事诉讼中的若干问题，导致环境安全刑法保护的严重缺失。如现行刑法仅将环境保护的范围限于森林、矿产、农用地、野生动物以及水产品，对于草场退化、噪音污染、土地的荒漠化以及转基因污染等问题却没有规定，体现立法理念的滞后性。

　　首先，环境刑法的立法理念应当体现代际公平和区际公平的原则。所谓的代际公平，是指“当代人负有使下一代人享有不少于今天所能享有的发展的使命” [8]当代人一方面是具有优先使用环境资源的权利，但同时还必须控制自己的行为本能。也即不能过度开发和利用自然环境，以保证子孙后代能够享有和当代人一样的环境权益。这种当代人对后代所负有的单向义务的实质是为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源于对人类整体发展的关心，其目的是为了更好保护自己。区际公平又称代内公平，是指“代内所有人，不论其国籍、种族、性别、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对于利用自然资源与享受清洁、良好的环境享有平等的权利。代内公平既包括当代国家之间在自然资源利益分配上的公平问题，也包括一国内部当代人之间在自然资源利益上的公平问题” [9]由此可见，我国环境刑法的立法理念应当按照生态公平的原则，从制度层面上设计出符合当代人的发展需要，又符合不同地区和不同时代的人类对环境资源的享有权。

　　其次，世界各国的传统刑法均是以行为人的行为为规范研究对象，对于环境犯罪这类新型的犯罪，仅以传统刑法的伦理观念作为其立法根基无疑是不全面的。环境刑法应当具有自己独特的伦理价值。这是因为，人作为一种自然存在的有机物，是从自然当中产生出来，同时又必须要依赖于自然而存在。尤其是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深化，那种只限于人与人、人与国家和人与社会之间的传统的伦理观念发生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进人环境伦理学的视野。因此，在环境刑法的立法理念中，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必不可分的观念，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最后，环境刑法的立法理念不仅是法学领域内重要问题，还是一个超学科的研究难题。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发展中国家，很多地方的经济发展仍然很不平衡，人们的生活仅仅维持在生存线，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就超越法学领域而成为一个两难的社会选择。对于环境刑法理念的定位和选择，不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它会反过来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因此，寻求一种适合我国国情和发展现状的环境刑法的立法理念，实在是一项慎之又慎的问题。

　　（二）变动中的环境刑法立法理念—我国环境刑法立法理念之应然选择

　　环境伦理是环境立法的依据和价值灵魂，是通过人与自然关系来揭示人的内在本质要求并确定其行为规范。人们的行为是由其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伦理道德观念决定的，但伦理道德并非一成不变。因为“人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伦理道德范式，任何一种范式，如果能解释或解决大部分的社会现象，就能够在社会生活中处于支配地位，就能够促使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思想等各个方面发生变化；反之，如果这种范式与观察到的现象之间的矛盾越来越频繁的时候，就会受到人们的怀疑以及质疑。于是，这种范式的各要素之间就会发生重新组合以解释新的现象，旧的伦理道德范式就被新的伦理道德范式所代替。” [10]在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生态伦理观念演化过程中，库恩的关于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范式理论可以起到很好的解释作用。

　　我们认为，人类中心主义在工业化社会早期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益的，它所强调的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观点曾指导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工业文明的迅速崛起起到了巨大的精神支持作用。但随着人类进入高速发展时期，这种只强调个人的、集团的利益，并以此为中心最大限度追求个人的利益却不考虑自己的行为对周围环境以及子孙后代的不良影响的观念，却越来越被人们承认是错误和短视的，并导致人和自然的直接对抗。目前，随着全球性环境恶化和环境伦理学的发展，人类不得不将越来越多的目光转向自然环境的保护上面，寻求一种新的、合理的环境刑法立法理念就成为环境刑法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坚持“可持续发展”和“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对环境刑法的立法价值进行反思成为必然的选择。

　　对于世界各国来说，保护生态环境应当是高于一切任务的，环境保护是今天这个时代的主流伦理道德观念。这是保护人类根本利益的需要，也是人类生存发展的要求。在保护人类利益和生态环境利益问题上，也即人类和自然物在这个伦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上，人们起先认为两者是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关系。但随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以及人对自身认识的进一步加深，今天的主流观点已经认为这两者之间不仅是可以调和的，而且还是互相促进、互为发展的关系。因此，现代环境刑法的立法理念应当是在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也即，主要通过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理念进行反思，突破人类基于自身的利益和价值，以修正其中的不足和错误。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是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基础上产生并发展的，继承和发展了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中的合理成分和内涵，以正确处理人类和自然环境为基本价值尺度来构筑一种有利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观念。在价值问题上，现代人类中心主义通过赋予非人类存在物中的有机体及其自然组织系“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两种属性并使之达到相互统一；在内容上，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不仅反对那种以极端的掠夺方式获得自然资源，还反对绝对的自然中心主义，它是以生态环境整体的协调发展为目标的新的环境伦理观，主张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是价值的主体，但是人并不是自然的主宰，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就是在人类和自然之间选择一个平衡点。

　　结语

　　“现代的价值观念以及现行法律的基本原理与构造决定着刑法保护环境的价值取向。” [11]对环境刑法的众多基础理论进反思，与其说是源于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需要，毋宁说是自然环境迫使人类进行自我反省的结果。因此，对环境刑法立法理念的实然和应然的思考会促使人们对刑法学现有基础理论进行反思，其价值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刑法如何在治理环境污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中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已经成为学界需要认真思索的问题。” [12]由于我国传统的环境刑法立法理念带有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立法理论痕迹，在今天这个重视人自身发展的主流价值观的背景下显然会受到极大冲击。那种仅重视对人身和财产的保护而忽视对环境的保护，仅重视对当代人的利益保护而忽视对后代人的保护的观点，已成为严重制约人自身发展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其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生态悖论，这就要求必须对其加以改变才能适应当今环境刑法发展的需要。因此，那种认为人是自然界的统治者的观点事实也证明是不正确的。人只能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其生存和发展必须依赖于所处生态环境的状况，因此，人类和周围环境的关系应当是而且只能是互相协调、一起发展的关系。人类既是生态环境的主体，又是生态环境的产物和一部分，需要依赖自然环境才能生存和发展。因此，为保证社会系统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人类的活动必须要保证周围环境能够再生，否则就是破坏人类自身生存的基础。在人类和自然环境的关系上，也不是传统环境伦理观念中的简单对立的关系。我国的环境犯罪和环境刑法应当改变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立法理念，重视对自然环境利益的保护，以达人类和自然的最大程度的协调发展。

　　【注释】

　　[1]从保护方式上看，我国环境犯罪的刑法规制经历三个阶段：首先是由传统刑法来规制，其后是由环境行政法附属刑法的形式来调整，最后发展到包括环境刑法在内的多元化调整阶段。参见刘文燕、刘立辉：《环境刑法法益的独立性研究》[J] ,《法制与经济》2009年第4期

　　[2]即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拥有了意识的人类始终是自然的主宰，人类进行活动的目的只是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大自然在这里是作为客体而存在。此外，所谓的“价值”也只是指其对人类的作用或用途，当然人类进行价值评判的标准也是牢牢掌握在人类手中。

　　[3]杨通进：《人类中心论：辩护与请难》[J],《铁道师院学报》1999年第5期。

　　[4]陈海嵩：《环境伦理与环境法》[C]，载吕忠梅：《环境资源法论丛》，第6卷，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5]佘正荣：《环境伦理学的价值论依据》[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2年第4期。

　　[6]孟伟：《人类中心主义视野下的环境刑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15页。

　　[7]Holmes Rolston. Environmental Ethics: Duties to and Values in the atural World,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8,p3-27.

　　[8]王秀红：《效率与公平—论环境法价值的冲突与协调》[J],《广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7期。

　　[9]郑少华：《论环境法律的代内公平》[J]，《法商研究》2002年第4期。

　　[10]崔磊、徐腾飞：《论环境刑法的伦理基础》[J],《社会科学论坛（学术研究卷）》2007年第6期。

　　[11]赵秉志等：《环境犯罪比较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2页。

　　[12]游伟：《环境刑法的伦理属性及其立法选择》[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