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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科技与经济融合推动协同型财产权应用
2022年05月20日 17:1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阮益嫘 字号
2022年05月20日 17:1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阮益嫘
关键词:财产权;协同财产权;法学;新兴科技;经济融合;数字时代

内容摘要:第四次工业革命以来,信息、数据、大数据、智能系统急剧资源化、财富化,席卷着过去的经济领域,也产生了很多新经济领域,迸发巨大的经济能量。近日,在清华大学法学院举办的前沿讲座“新时代财产权之变:协同财产权的理论与实践”中,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龙卫球谈到,如何处理好信息、数据、大数据、智能系统的资源配置以及财富分配,成为当今信息科技经济领域的急迫课题。面对新的经济关系和产权治理需求,是否应当继续沿用既有财产权形态加以配置和分配,成为世界财产法的一道难题。

关键词:财产权;协同财产权;法学;新兴科技;经济融合;数字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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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阮益嫘) 第四次工业革命以来,信息、数据、大数据、智能系统急剧资源化、财富化,席卷着过去的经济领域,也产生了很多新经济领域,迸发巨大的经济能量。近日,在清华大学法学院举办的前沿讲座“新时代财产权之变:协同财产权的理论与实践”中,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龙卫球谈到,如何处理好信息、数据、大数据、智能系统的资源配置以及财富分配,成为当今信息科技经济领域的急迫课题。面对新的经济关系和产权治理需求,是否应当继续沿用既有财产权形态加以配置和分配,成为世界财产法的一道难题。

 

中外财产权转型实践与难题

 

  在公有权和私有权之间或者在政府供给主义和简单维护个人财产自由之间,应该如何取舍?存在理论和实践的重大争议,值得认真研究。

  龙卫球谈到,罗马法理论和实践中产生的绝对私有财产权设计,注重追求个人自由、经济功利,对于个人创造财富和市场竞争具有不可替代的激励作用,这也是近代资本主义崛起后继受和高举的主要原因。但是,我们也看到,绝对私有权的完全排他的私有安排,在带来私人型社会财富急剧竞争增长的同时,却具有难以容忍的负效应,不仅面临重要资源配置本身的公平、公正问题,而且导致严重的自私、社会经济不公平现象。私有权具有的财产与个人自由、逐利的简单关系模式,不仅在历史上导致难以化解的社会经济后果和冲突,在今天的新兴领域更是难于适用。因此,去绝对私有是西方现当代财产权革新势在必行的举措。

  公有权的理论和实践来自于致力于追求社会公平的理想,从观念上看处于政治经济的道德高地。龙卫球认为,公有权道德上虽正确,现实中因为社会经济条件和人性基础而难以简单付诸实践。公有权追求反剥削、完全的公平的理想,但在一定阶段却受社会经济条件、人性和实际道德水平等局限,不利于发挥个人积极性,容易导致低效率,出现所谓“公地悲剧”,还因为依赖公共管理出现“寻租问题”。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在保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进行适度市场化改革,逐渐发展为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以及国家、集体、私人所有权平等保护原则。这是一个绝对公有权向相对公有权或者说向个人与市场释放财产权的过程。

  20世纪六十年代之后随着新一轮科技进步,新财富蓬勃生发之际,不少国家在公有权和私有权的摇摆方案之间,选择了政府规制新财富的做法。这种做法是不将新兴领域的财富简单纳入传统财产权概念范畴,而是用政府规制的方式加以配置。以美国为例,过去一个时期的趋势,在对出租车、金融业务等新兴领域的实践中,以政府规制主义的许可制度等方式取代传统的财产权赋予。自20世纪下半叶开始,美国政府反常地以保护公共利益的理由,对于所谓新经济采取了强介入的态势,排斥传统私有财产权的方案。对此,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不断有学者提出批评。查尔斯﹒A﹒赖希认为,美国政府以强大的公共利益为理由,直接将这些领域纳入规制管理的范围,建立各种强干预供给方式的做法,违反市场自由,威胁个人自由,使得国家和新兴科技经济领域的企业、个人之间形成了一种新身份依附关系,并且逐渐特权化。可见,政府规制主义恐怕也不可取。政府控制新资源、新财富的做法,通过优惠、供给方式对个人和企业予以不断的释放,不仅会极大地抑制个人财产自由、企业经营自由,最可怕的是容易促生个人和市场对政府配置的身份依附关系。

 

绝对财产权的神话终结与协同财产权观念的引入

 

  今天我们进入新一轮信息科技引燃的新时代,新一轮科技与经济融合,不断促生新资源、新业态、新财富,任何特定的财产关系或经济关系领域,都不是简单的利益关系可以定义,而是需要将多种利益关系合理相融,如此才能顺应财富发展和公平发展的协调。因此在新财产权设计时,需要审慎辨析,对不同利益关系进行内在的价值和机制融合。

  龙卫球认为,走协同型财产权的路子是当今时代合理的选择。一方面,坚持个人自由和经济发展应当作为国家和社会的重要价值而受到尊重,另一方面,坚持公平发展同样重要。引入协同型财产权的意义在于,扬弃完全排他的、简单自主的私有权或绝对公有权设计,也不再借用作为权宜之计的政府规制主义,而是适应新时代对于经济增长和财产公平的双重追求,果断转入兼顾自由效率与基本公平的财产权体制。协同型财产权以对传统自由效率式的自主财产权为基础,加以基本公平改造,引入协同要求,体现为一系列复杂的条件、适用限制的协同结构,进行价值功能、利益关系和结构的调整或重塑。

 

我国协同型财产权的重要发展

 

  今天的新经济关系,经济社会的公平不仅体现为简单的私人之间的经济社会公平,也可能体现为一些新的公共利益的要求。新经济领域的链条式、分布式、共享合作的结构特点和运行需求,不断引发各种新的公共利益要求,需要更加复杂的合作型财产权设计。中国公有权向市场和个人释放自由和效率的财产权的过程中,在新经济领域也会遇到同样的新型公平要求问题,应当妥善处理。龙卫球认为,解决公平、发展与贫穷问题往往是一体的。否则,社会因公平问题而崩溃,也缺乏持续融合的社会动力。公有制财产权向协同型财产权的实践探索,应当遵循中国从公有权到市场化的不断深化的改革路径,善于直面新的发展以及经济社会和人际关系复杂多样交织的现实,更加智慧地超越简单私有权、公有权之争,在更加合理兼顾自由效率与公平的基础上,努力提升对中国改革开放新阶段的适应性——既符合社会主义发展与公平基本理念,又符合进一步市场化和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

  我国协同型财产权的构建已经从传统的绝对所有权式的财产权构造,发展为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均衡的财产权构造,体现为一种以私益结构为核心、多层限制为包裹的复杂法律秩序构造。通过权利的限制结构与外部法律体系和各种公共法律利益形成连接,构成一个更大的财产权规范系统。未来,我国协同财产权发展重点是新科技产权领域和公有土地、国企及其他公有资源运营领域。其趋势是公有权进一步市场化,在坚持自由效率和不断适时提升公平追求的基础上,在重要资源和经营领域完成协同型财产权的改造。

  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申卫星谈到,未来社会问题的解决不仅仅是单一学科的划分,需要公法、私法相结合进行研究,讨论的客体也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不断扩张,法学家们必须回应时代之问,让法律的制定更合乎社会目的,更能体现时代特点。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汪洋认为,讨论财产权问题应当从宏观的国家理论和中观的产权理论两个层面展开,观察国与民的关系,在政府的供给主义和维护个人财产之间走协同型财产权的中间道路,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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