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媒体的朋友希望我写一篇有关银行监管文化的文章，我想了许久，也没有比较明确的思路，可以言之凿凿地说服大家。因为银行监管是银行监管者依据法律的授权制定规则和执行规则的活动，如果引入文化范畴来谈之，便使得银行监管这一确定称谓染上了文化一词的模糊性。如何是好呢？从我的专业背景和承担职责角度，结合时下中国社会对道德、法律和文化问题的关注，以及道德、法律和文化对于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性等多个方面，紧扣现代银行监管主题，仅仅从文化与法律相互关系的维度，试图寻找一个支撑点，并重点强调银行监管文化“从哪里来”和“到哪里去”的方向性问题，表达贵在参与之意愿，抑或供人讨论，还望大家批评。
法律与文化“相生相息”
我们知道，文化的定义很多，不可能有一个令所有学科都满意的统一概念。从大处着眼，文化是一个整体、一种综合现象，其所界定的是人与自然的边界，是人类为使自己适应自然并改善生活方式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一般来说，文化又是人类一种有序化的努力，法律是其中的重要成果之一。
毫无疑问，法律是人类社会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但是，法律只是确定最低限度的行为准则，代替不了人们对内心安宁和睦邻友爱的追求，也无法取代权力在追求群体幸福中的重要作用。因此，法律必然与其他社会控制机制共生于一个文化系统。
文化长久处于或快或慢的变迁中，法律分享着时代精神、承载着文化使命。历史或被遗忘，或是沉淀下来累积为文化。文化的更新与传承往往是这样：一个曾经勇敢的智识或实践冒险，演变成无意识的惯例重复；一个令人厌恶的异端邪说或者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奇思异想，演变成令人乏味的正统观念。法律在这个过程中，担负着确认、强化和传播的功能。纵观一百多年的革新与变法，无不高举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的时代大旗。法律打着文化的烙印，也推动着文化车轮滚滚向前。
诚然，文化侧重的是不同群体的差异，法律移植是文化交流、对话与融合的高级形式。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的今天，不同文化的交流是经常的、即时的，部分领域甚至出现趋同的趋势。法律移植是将别国社会制度的重要方面在本国的传播与定型，是文化借鉴与融合的重要推动力量。
最后，也是最需要强调的是文化代表一种反思和自觉，法律面对文化，既是受动的，也是能动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文化很多时候是以下意识的方式发挥作用。因此，我们需要发现自身的文化。当接触到不同的文化时，人的反思和自觉功能容易调动起来，能够更为确切地感受到自身文化的存在。很多情况下不夸张地讲，不了解他者的文化，就无从了解自身的文化。通过对比、反省，我们可以清醒认识面临的约束和局限，充分利用各种有利因素，克服惰性，移风易俗，积极主动以法律的理性，去纠正文化中落后和不合时宜的成分，自觉、有意识地推动文化进步。
银行监管文化“从哪里来”
银行监管作为一种公共行政，根据现代法治行政原理，理应受法律控制。所以银行监管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法治文化。但是，这种法治文化不是在真空之中，而是扎根于与监管者立法执法以外因素的普遍联系中。理清这种联系对监管者立法执法的影响，有助于我们理解银行监管文化“从哪里来”，有助于我们通过法治变革解决银行监管文化“到哪里去”的问题。
关于银行监管文化“从哪里来”的问题，我们可以从行政传统和银行传统两个方面进行一些探讨。
先说行政传统。银行监管与其他行政机关一道分享着许多共通的价值，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出的“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也与其他行政机关一样要贯彻落实建设法治政府关于制度建设、科学民主决策、公正文明执法、政务公开、监督与问责，以及防化社会矛盾等方面的工作部署。这些对克服长期以来行政文化中通过发文件、关门开会修改法律、回避责任的顽疾，促进一个负责任、高效率和可信赖的银行监管的形成，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除了上述现代行政的普适价值和对一般规律的反映外，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的特点也会深刻影响行政系统。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和总钥匙，折射到行政系统，表现为各级政府及组成部门强烈的发展冲动。具体到银行监管，我们的监管者可能比我们的外国同行，更多强调银行的发展壮大，以及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扶持力度。
再说银行传统。银行与银行监管者处于持续的博弈互动过程中，银行的经营特点影响和决定着银行监管的基本方面。具体来说，银行高负债、高风险的特点，决定了以风险为本的银行监管理念。宏观上，监管者通过分析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做出前瞻性预判，通过逆周期调节等措施来平滑经济的周期性对银行资产安全性的影响；微观上，银行监管者通过对银行机构规制，确保其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可以有效控制风险。对银行从事包括创新业务在内的各类业务活动，监管者多是针对其面临的信用、市场、操作和流动性风险等主要风险，依法运用专业技术和手段，去识别、测量、缓释和控制。对银行机构的行为规范，不再仅仅依据规定有权利义务的立法语言，而是借助监管指标，对银行组织和行为进行多层次、分区间的控制。对经济全球化和银行的跨国经营，更多是银行监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应该承认，我们银行监管的理念和手段在短期内实现跨越式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发达国家监管经验的吸收和转化，而且，受金融全球化和后危机时代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加强的影响，这种吸收转化变得更为频密。
上述银行传统对银行监管文化的影响是直观和显现的，除此以外，还存在一种幽远、隐秘但并非不重要的影响，这就是银行与政府的关系。纵观近百余年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如何界定银行与政府的职责边界，至今仍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重大战略问题。太平天国后期，票号因清政府实行“觅商汇兑”政策而发展至鼎盛，又因对政府业务的过分倚重，随着清政府的倒台而衰败至消亡。中国古代从来不乏商业实践和商业文化，但是官本位的一元体制，政府的集权与抑商，对民间财富集中的敏感，以及产权保护的不发达，使得富有的非统治阶级不能享有真正的安全。权贵资本横行，普通的商人把钻营附庸政治权力，作为自己存身发展的门径。当前大小银行不约而同地选择做大做强上市的背后，我们看到历史上商人们对官商文化的膜拜，对超速成长的渴望，以及隐藏于内心的不安全感，或多或少、若隐若现地影响着我们的银行家们。中国银行业发展经历了上个世纪30年代以后南京国民政府的金融垄断。新’中国成立以后，取消商业信用、集中信用于国家银行的高度集中银行体制后，即使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的民营资本占据主导地位的银行，仍然脱胎于、成长于一个大一统的政治文化、一个国家信用大包大揽无所不在的母体中，他们以及整个社会都认为国家信用在为其提供隐形担保。90年代中后期以后，“经营城市”的理念席卷全国，地方政府利用土地有偿使用和转让制度，在相对短的时间内改进了城市的基础设施和跨区域的交通运输网络，政府投资成为国民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重要引擎。这一过程的实现有赖银行的参与，银行也在参与的过程中迅速扩大了自身的资产规模。
银行监管文化“向何处去”
在理清银行监管文化从哪里来以后，接下来的问题是，在这种基础和起点上银行监管文化应当向何处去，或者说应当确立怎样的银行监管法治目标来推动银行监管文化建设。我提出一些概念供大家讨论。
安全稳健理念。银行体系的安全和稳健是监管者实施监管活动的首要关键，尤其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下，监管者应该时刻具有忧患意识，绝对不可有所懈怠。监管者应该坚守风险底线，通过更加慎密的制度安排、先进技术手段，更加准确地识别、分析和判断风险，尤其具有区域性和系统性特征的风险，并及时有效进行处置。安全稳健理念如何深入人心，有效抵制银行业发展过程中“效率”、“发展”等观念可能引发的偏差，是我们建设良好银行监管文化的关键所在。
诚实守信原则。监管者的信用，实际上是政府的信用，它是社会信用的基石，尤其是对银行业的健康稳健运行，监管者在建设诚信环境的作为，影响力不可估量。一方面，监管者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对监管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保证被监管对象合法权利与合理预期。另一方面，通过有效行使监管权力，惩罚银行业市场的失信行为，树立和强化银行监管者的监管权威，提升公众对银行业信心，推动银行业的诚信文化建设。
市场经济导向。银行是独立的经营主体；政府可以依据公司法、证券法的规定向银行注资，行使相应的股东权利；监管者基于银行组织的公共性和外部性，为维护存款人和公共利益，要求银行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内控机制，制定审慎经营规则，是银行业安全稳健的制度性保障，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外部监管者的基本职责。我国银行业未来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取决于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银行监管文化建设也应该服从和服务于这一目标。
社会责任明确。社会成员对银行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基本要求，是不断提升服务水准、融通资金和管理财富。面对社会经济发展和日趋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如何引导银行机构树立绿色、低碳、新能源开发、中小企业融资、科技创新等发展理念，回应和满足社会公众预期，并实现自身发展方式的转变，银行监管者应该大有作为。
文化具有基础性和根本性特质，一些先进的文化信念可以持之以恒，一百年甚至几百年都要坚守。我们可以认为我们明白真理，未必能够做到或者做得比较好。写在这里，我又想起孔子的一句话：“郁郁乎文哉！”这是孔子用来解释他“从周”原因的一个经典语言，这对于我们今天正在从事的大文化建设何等重要！回想我们党的历史，延安时期，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冼星海《黄河大合唱》和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等等，一大批脍炙人口艺术作品所表现的文化信念，对我党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产生了无法估量的重要作用。直到今天，我们可以毋庸置疑的是，只有先进优秀的文化才能产生一种向心力。无论社会形态如何，无论意识形态怎样，文化确实是一种软实力，事关“赢得”与“失去”。回应时代需求，符合时代发展方向的银行监管文化，必将赢得银行的尊重、金融消费者的认可和监管员工的认同，这也是银行监管者应当不懈努力的方向。
责任编辑：斯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