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旭军、牛瞳哲，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我国古代的思想家在实现司法公正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见解。周代出现了“中”即公正的概念，战国时期的荀子更是明确提出“公生明，偏生暗”观点，强调“公”与政治清明的密切关系，“公平者，职之衡也；中和者，听之绳也”，“公”是超越自我、没有自私自利之心。汉代《说苑·至公》更是提出司法公正的标准，即“不偏不党”，要实现司法公正就要树立“去私立公”。

　　据史书记载，“夏有乱政而做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春秋时期郑国的子产“铸刑书”，李悝造《法经》，正式开创了成文法公开之先河，打破了以往奴隶主对法律秘而不宣，随意更改，以达到“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目的。商鞅以《法经》为基础在秦变法，为秦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刘邦带兵入关中，便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后又在秦代律法的基础上制定《九章律》。三国时曹魏政权、唐太宗以及宋、元、明、清四朝，分别都颁布了重大法典，推动了当时的司法进程。清初黄宗羲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强调废去非公之法，获得社会公平。历代法家都认为“法者，国之权衡也”，法律的标准是“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斗斛也、角量也”，法律是每个人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这些观点的提出为立法的创新和发展提出了新思路，具有很高的价值。古代法典的制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皇帝和官僚的权力，为司法公正打下了基础。

　　夏商周时期，司法官员就被要求依据刑书判断而定罪，不得徇私舞弊。《吕刑》中记载司法官员要熟悉法令，严格执法，以现行法令为定罪的唯一标准。在历史上出现过许多不畏权贵、执法如山的司法官员。东汉的董宣依律斩杀湖阳公主家的仆人，光武帝命董宣向公主谢罪。董宣不肯低头，光武帝称之为“强项令”。汉文帝有一次出行，一个行人突然出现，使得文帝的马受惊，当时的廷尉张释之对行人处以罚金四两的处罚，文帝认为处罚过轻，要求重判。张释之对文帝说：“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意思是天子和百姓都要守法，现在法律是这么规定的，如不遵守却随意加重，那不是让法律失信于民吗？张释之接着说：既然把此案交给了廷尉处理，那么廷尉就是一座“天平”，如果这座天平倾斜了，天下还怎么公正地施行法律呢？文帝折服，表示“廷尉当是也”。正是当时的执法者不畏权势，坚持依法断罪，皇帝对于司法官员和法律有所尊重,才最终取得了公正的判决，才带来了汉初政治清明、人人遵法的局面。

　　春秋战国时期，古人提出了“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信赏必罚”的主张，这些也是公正执法的必然要求。中国古代用“中”来比喻司法公正要“不偏不倚”。孔子说：“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百姓手足无措，则社会不稳。荀子强调“庆赏刑罚必以信”，国家应当做到“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唐代魏征认为无论对待谁都应该“一断以律”，赏不遗亲远，罚不阿亲贵，“刑平而公”。晋朝的刘颂，深刻理解公正执法的重要性，认为司法官吏不能“背法意断”，定罪量刑要以法律正文为准，不能脱离法律而牵文就义。《大清律例》规定：“凡断罪，皆须具引律例，违者，笞三十。”这些法律规定起到了防止官员在判案时恣意妄为、徇私舞弊，强调了司法官的责任。

　　当然，中国古代强调严格执法,但并不否认要根据社会实际情况、事物的发展阶段和个体特点进行差别对待。中国古代社会提倡因地、因时制宜，根据实际情形而灵活掌握刑罚。西周时就有人提出“刑罚世轻世重”，即要根据社会的安定情况适用刑罚。儒家学者的主张“治世用重典，乱世则应轻”,荀子认为“刑称罪则治,不称罪则乱，故治则刑重,乱则刑轻。犯治之罪固重,犯乱灾害罪固轻也”。即乱世应对犯罪减轻处罚，太平之世应对犯罪加重处罚。

　　考察司法公正，放眼历史长河，寻找古代司法公正理论和制度的精髓，对于完善当代司法制度，实现司法公正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