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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但未丽，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社区矫正的个别处遇，就是针对矫正对象的所犯具体罪行、人身危险性及再社会化障碍，制定符合矫正对象个人实际的个性化矫正方案，因人而异地开展矫正工作，其宗旨和目的在于对症下药，帮助矫正对象恢复和新生。社区矫正工作者在针对不同矫正对象进行个别处遇、制订相关矫正方案时，可能会面临各种可参考信息，笔者认为，其中以下三个维度的相关情况应着重考察。

(一)矫正对象在已然之罪中的犯罪类型、性质。社区矫正开始后，针对矫正对象犯罪类型、犯罪性质制定个性化的矫正措施，是社区矫正个别处遇的应有之义，只有如此才能把握矫正对象“症结”所在，才能制订出有的放矢的矫正方案。这是因为:首先，矫正对象已然犯罪的具体犯罪类型不同，防止其再犯的处遇方式也应有所不同。换言之，矫正对象所犯罪行不同，犯罪动机、犯罪目的和犯罪所需条件通常也不同，帮助他们避免再犯的矫正方式也应不同，这是个别预防的必然要求。矫正对象所犯的具体罪行，往往表明了他们可能在哪方面再次危害社会，因此，针对其所犯罪行制订有针对性的个别化教育方案，是减少其再犯可能性最直接的措施。其次，矫正对象的犯罪性质不同，所获刑罚也不同。社区矫正必须按矫正对象所领受的刑罚种类、数量，严格分类执行，这既是刑罚执行职责的要求，也是刑罚个别化的要求。最后，已然犯罪的类型和性质，通常决定了矫正对象的法律特征。我国社区矫正对象包括五种人，即管制、缓刑、监外执行、假释和剥夺政治权利对象，这五种对象的适用条件和法律特征彼此相异，其人身危险性和所承担的刑事义务也各不相同，因此，在矫正中应予区别对待，实行不同处遇。

(二)矫正对象可能触犯未然之罪的人身危险性。人身危险性作为犯罪人的人身特征，往往被理解为某种犯罪倾向性，我国刑法学界一般将其界定为再犯可能性。社区矫正要追求特殊预防目的，就必须消除矫正对象的人身危险性(也即再犯可能性)。笔者认为，个别处遇应从以下三方面入手，以确实去除矫正对象再犯的可能性:一是矫正对象的本次犯罪情况，包括犯罪性质(是故意犯罪还是过失犯罪，是否防卫过当)、犯罪动机、犯罪目的、犯罪危害、犯罪前的表现(是否预谋)、犯罪中的表现(有无中止行为)和犯罪后的表现(有无自首和立功行为)，在犯罪分工中担任什么角色等。通常，实施犯罪行为便是人身危险性的直接表现，然而，虽然结果都是犯了罪，但不同的人在犯罪过程中表现是不同的，正是这些不同表现，使矫正对象呈现出不同的人身危险性。二是矫正对象的犯罪历史。如有过几次犯罪记录，每次犯罪的犯罪性质、犯罪动机、犯罪目的、犯罪频率是怎样的，影响犯罪频率的原因是什么。三是矫正对象个人的某些中性特征。如矫正对象的年龄、性别、家庭情况、社会关系(不良交往情况)、所受教育情况、世界观和人生观、重要生活经历，以及矫正对象的职业历史、职业成绩、生理和心理情况、服刑态度等等。这些中性特征通常综合起来会产生一种有力的影响，最终使行为人走上了违法犯罪道路，因此应予以充分关注。

(三)矫正对象能否顺利再社会化的社会适应性。矫正对象之所以犯罪，是因为社会化过程出现了障碍，从而使其逐渐偏离了社会的普遍价值和行为规范，所以，如何帮助矫正对象顺利实现再社会化而重返社会，也是矫正的关键所在。由于不同矫正对象的犯罪原因、个人素质、教育程度、犯罪经历大相径庭，故其社会适应能力也各不相同:不排除有的矫正对象可能具备良好的社会适应性，犯罪只是一个偶然行为;而有的矫正对象没有谋生能力，人际交往能力也很差，在社会中难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尤其是那些服刑多年假释回社区的矫正对象;还有的矫正对象自以为适应的原有环境，可能是不正常的环境，比如周边都是些从事犯罪和缺乏道德感的团伙人员。鉴于每个矫正对象社会适应能力程度和面临问题各异，前述人身危险性方面的特殊情况如犯罪的历史和次数、犯罪的动机、是否未成年人、是否经过长期关押、是否有精神病或者心理障碍、是否女性、犯罪是否因被逼无奈等必须再次考量。只有针对个体量身制订矫正方案，使这些不同程度的社会化失败者得到恰如其分的指导与帮助，培养其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才能避免其在矫正期满后再次迷失自己。

责任编辑：邢泓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