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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蔡小平，中国行政伦理研究会副秘书长

记者：蔡老师，您作为伦理学方面的专家，对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如何看待的？在实践中，有没有将两者结合起来发挥功效的例子？

蔡小平：我认为，无论是“彭宇”案，还是“小悦悦事件”，问题的症结都在于法律与道德没有综合发挥其应有效能。“彭宇”案暴露出，执法如果忽视道德基础，将要引发重大负面社会效应；“小悦悦事件”则表明，道德底线需要法律支持。简言之，道德与法律不应对立而应互补。

在这方面，黑格尔关于法与道德的解说有助于厘清人们的认识。在黑格尔看来，社会健康有序发展的第一阶段是法阶段；但是，法作为客观的意志，不能完全实现自己，需要向前发展。第二阶段是道德阶段；道德是具有特殊规定的内心的法。第三阶段是伦理阶段；伦理是法与道德的统一，他律与自律的统一，即“主观的善和客观的、自在自为的善的统一”。这三个阶段不是孤立的、并列的，而是有机联系的、由低级向高级不断丰富和充实的过程。

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

实际上，将道德与法律相互结合，统一发挥作用的实践并不少。比如，当今世界，公务员道德法制化已经成为国际性的大趋势。为避免滥用权力的“水门事件”重演，卡特政府于1978年提交并由国会通过了美国政府道德法；1989年4月，国会通过了老布什总统提交的美国政府行为道德改革法，为美国行政、立法、司法三大机构政府工作人员规定了更为严格的道德标准。此外，韩国公职人员道德法规定了公职人员的基本道德要求，包括“总则”、“财产申报与公开”、“礼品的申报”、“限制退职公职人员的就业”、“补则”、“惩戒和罚则”等。日本国会于1999年通过了日本国家公务员道德法，加拿大政府则于2003年开始实施具有法律效应的公务员道德守则。

从世界各国有关公务员道德法制的实践便可看出，道德和法律可以很好地结合起来共同发挥作用，而关键是如何科学地把握法律与道德在现实社会中的关系，使之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补充，共同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责任编辑：邢泓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