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大学校园内的张太雷烈士塑像

　　在天津大学（北洋大学）120周年校庆前夕，6月17日，这所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成立了自己的法学院。国务院原总理温家宝向天津大学法学院成立表达祝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和中国法学会会长王乐泉来电来信表达祝贺。不过，天大人更愿意将这件大事称为“复兴法学”，这是埋藏在很多天大人心中的一种情结。因为早在1895年，天津大学的前身北洋大学由时任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创办，当时所设的律例、矿冶、工程、机器四个学门中，作为社会科学的“律例学门”是当时四大专业之首，中国现代法学教育由此发端。

　　北洋大学创办伊始就以欧美著名大学为蓝本，以“西学为用”、“法工结合”为办学模式，以培养法律和工程等新兴前沿学科高级专门人才为目标。学堂首批开设的四个专业就有法科的律例学门及工科的工程、矿务和机械学门。作为唯一的社会科学，“律例学门”被定为首批开设的四个专业之一列于学堂创办时学堂之首，足见当时北洋大学堂对于法科的重视和急迫的人才需求，并体现了学堂在法工结合办学思路指引下的综合大学发展方向。北洋法科的创办在当时别具特色，培养了众多社会英才，也留下了很多趣闻轶事。

　　近代法政精英王宠惠与中国第一张大学文凭

　　北洋大学自创办之初，盛宣怀聘请美籍教育家丁家立为总教习，负责掌管全校的教务工作。在教学模式方面，丁家立效仿美国的大学模式，系统地设计了各个学门的课程设置、教师选聘、评价考核等内容。在法科方面，由于丁家立执掌北洋大学十一年，不断聘用美国的法律专家为教师，使得北洋法科采纳了英美法系案例分析的教学模式，自开办初期，其课程编排、讲授内容、授课进度、教科用书，均与欧美最著名的耶鲁、哈佛、牛津相同。因此，北洋法科有着浓厚的“欧美”色彩。

　　天津大学校史博物馆里展出了一张大学文凭的复制件。这张文凭颁发于1900年初，上书“钦字第一号”，是由钦差大臣办理北洋通商事务直隶总督部堂裕颁发给北洋大学首批毕业生中成绩最优秀的王宠惠的。

　　在这张文凭中记载了北洋大学最早的法科课程设置。在律例学门4年的课程中，学生需要学习英文、八线学（立体几何）、几何学、格致学（物理）、化学、身理学（生理学）、天文学、富国策（西方政治经济学）、通商约章、律法总论、罗马律例、英国合同律、英国罪犯律、万国公法、商务律例、民间诉讼律、英国宪章、田产易主律例、船政律例、听讼法则等。在法律学门开设的20个教学科目中，自然科学占6门、人文和其他社会科学占2门，法律科目占12门。这种课程设计体现了头等学堂的办学目的，反映了盛宣怀、丁家立等人以美国耶鲁大学为蓝本的教育主张，表现出重视基础、文理并举、借鉴英美法系教学的特点。

　　北洋大学法科培养出一大批影响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卓越人才。王宠惠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被称为“近代中国法政精英第一人”。

　　王宠惠从北洋大学法科毕业后，先后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耶鲁大学留学并获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其后，王宠惠赴英国继续研究国际公法，并获得英国律师资格。在这时期，王宠惠在欧洲游历，考察各国法律，他尤其注重研究德国的法律体系，并当选为柏林比较法学会会员。

　　王宠惠非常关注刚刚颁发不久的《德国民法典》，但作为一部被各国法律界关注的经典之作却一直没有令人满意的英文译本。精通英、德、日三国语言的王宠惠决定由中国人来完成这一任务。王宠惠版的《德国民法典》英译本在1907年问世，由伦敦著名的斯蒂芬斯书店出版，在法律界引起高度关注，好评如潮，也令王宠惠一举奠定其在世界法学界的地位。该译本迅速成为欧美各大学用英文讲授《德国民法典》的通用教材，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该译本仍然在英美学界保持着经典教材的地位。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上大学时采用的正是该译本，尼克松对其印象之深、评价之高难以言表。当选总统后，每当尼克松会见来自中国的客人时，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的客人，尼克松总会提到王宠惠和他的英译本《德国民法典》，并表达对王宠惠的敬意。

　　王宠惠不仅法学功底深厚，更懂得如何做人。袁世凯取得大总统权位后， 王宠惠做了几个月的唐绍仪内阁司法部总长， 因与袁世凯政见不合而辞职。1915年， 袁世凯唆使党羽组织筹安会，鼓吹帝制、拉拢人物。受袁世凯的指派， 其亲信、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到上海游说王宠惠。梁许诺说：“君主立宪， 合于中国国情， 欲借大笔， 为文鼓吹， 如承许诺， 则政治高位或现金50万， 二者任君选择。”十分露骨， 企图拉拢收买王宠惠为袁世凯称帝摇旗呐喊。对这种许以高官和巨金收买人心的行径， 王宠惠十分藐视。他对梁士诒严词斥责：“我的笔专为共和民主而写作， 不能以拥护帝制受辱我。我则决不能同流合污。”这体现了一个正直学者的铮铮骨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