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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第四届江苏书展现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邬书林在现场透露,全民阅读立法正在加快进展,立法将于今年变成现实。近日,南开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系教授柯平就全民阅读上升到立法层面所涉及到的相关学术问题接受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采访。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认为,全民阅读立法动议的产生有哪些原因和背景?您认为目前我国的阅读社会环境存在哪些问题?
柯平:关于全民阅读立法动议的产生的原因和背景,从社会大背景来说,有几个重要原因,一是公共文化服务和文化大发展推动全民阅读在全国的开展,这一新的形势将全民阅读推到一个倍受关注、有望获得更大发展的层面;二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法制逐步完善,社会开始关注文化立法,全民阅读成为文化领域寻找立法的切入点之一;三是在中国全民阅读发展中,社会力量的推动让阅读迅速升温,并促进其形成重要制度。这其中,一个是图书馆界,从4.23世界读书日到公共图书服务体系建设,以公共图书馆为平台把全民阅读不断推向新的高潮,今年的中国图书馆年会即将在上海浦东召开,年会的主题就是“书香中国——阅读引领未来”。随着图书馆界在阅读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出版界抓住文化大发展的机遇,从建立农家书屋到筹办全民阅读论坛,通过出版助推全民阅读,倡导全民阅读立法,以争取更大的文化话语权。在全民阅读社会推动力量中,除了图书馆界、出版界两大主力,其他社会文化界也积极参与,包括前几年政协委员热议的中国阅读日的设立,有倡导者,也有不同意见,全民阅读引起学术文化界的关注与讨论,这些为今天的全民阅读立法讨论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
关于目前我国的阅读社会环境存在的问题,我认为主要有:一是关于阅读的社会调查证明,全民阅读率的走低,说明全民读书还不够普及,与一此国家相比还有差距,长此下去,影响我国国民素质的迅速提高,与建设文化强国的形势不相适应;二是目前的大众阅读存在着浅阅读、功利性阅读等许多问题,从而影响全民阅读的广泛深入发展;三是网络信息、手机等的普及,直接对传统阅读以巨大挑战和影响,并出现了碎片化现象,不少人不再阅读,而是依赖网络获取碎片化知识,对教育和文化都产生影响;四是社会对阅读的重视还不够,对阅读的认识也不全面,政府的支持力度也不够,全民阅读的不平衡现象存在,全民阅读的可持续发展存在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网:据您了解,其他国家是否有类似的推动全民阅读战略?具体办法有哪些?
柯平:一些国家在阅读方面主要是制订政策计划,少数国家有涉及阅读领域的立法,国外的政策法律的特点是,阅读与图书馆相关,2010 年5 月25 日人民日报上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人均年阅读图书是4.5 本,韩国人均年阅读图书是11 本。韩国1994 年就颁布了《图书馆及读书振兴法》,2007 年议会又通过了《读书文化振兴法》,指定文化体育观光部为国民阅读推广的官方机构,并成立读书振兴委员会,每五年制定一份读书文化振兴基本计划,法律实施后很快于2008 年推出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另外,国外的阅读立法大多针对少年儿童,如美国1998年开始先后制定《卓越阅读法》以及《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日本在2001年颁布了《关于推进儿童读书活动的法律》,这些特点值得我们借鉴。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认为,从法律上推动全民阅读,有什么样的作用和意义?在具体立法事项中会具体涉及到哪些方面的问题?
柯平:全民阅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长期以来,阅读领域存在着许多问题,仅仅靠文化界、出版界、图书馆界开展的推广活动,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从政府层面,制订相关政策,起到了很大作用。然后,政策的作用也是有限的,法制是最高层面,具有更大的权威性,从这个角度,提出全民阅读立法,表达以更高的重视和力度推动阅读社会化的愿望和期待,是可以理解并具有积极意义的。
需要考虑的问题,第一,如果全民阅读立法,不从政府的责任、财力支持等方面入手,就会导致最终成为一种限于呼吁和务虚的文字;法律是对公民行为的规范,带有强制性,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要求公民,又违反了公民阅读自由和自觉的原则。因此,不能把政策与法律混为一谈,将政策问题纳入法律解决的范畴。第二,如果全民阅读立法,应从文化立法的高度,从根本上解决图书馆、出版及其他文化机构的相关问题,解决公民的阅读环境和基本设施问题,特别是由于《公共图书馆法》尚未出台,全民阅读立法缺少图书馆的相关条文,又缺乏与图书馆法的衍接,有可能会使全民阅读立法仅仅变成某种战略和宣传性的工具。第三,全民阅读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长期的素养行动,法律要考虑相当一个时期的适用性。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认为,推广全民阅读除了立法保障之外,还需要社会、某些机构、个人做哪些工作,提升哪些认识?
柯平:除文化立法保障外,全民阅读需要做以下方面的工作:一是制订国家层面的全民阅读战略,与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等相关战略相统一;二是完善国家和地区相关的政策体系,抓紧制订一些直接影响全民阅读的政策文件,如出台改善农村阅读条件、给予弱势群体阅读补偿和支持的相关政策;三是出版界应与图书馆界开展合作,不仅联合开展阅读推广活动,将农家书屋建设纳入公共图书馆体系,而且出版界、图书馆界还应当与法学界合作,共同开展全民阅读研究,为文化立法提供决策支撑,研究文化立法体系,推动文化立法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