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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司法保障”的语义分析
2020年11月06日 09:46 来源:《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 作者:李璐君 字号
2020年11月06日 09:46
来源:《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 作者:李璐君

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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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李璐君,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在不同的语境下,“人权司法保障”具有不同的理论内涵。运用语境还原的方法,以政策文件的文本梳理为基础,综合分析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可见:“保障人权”这一论断目前已经实现了从立法宣言到司法保障的流变;通过对人权司法保障的语义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初步的结论,即“人权司法保障”至少可以在两种意义上来理解:一是通过司法的人权保障;二是司法中的人权保障。“人权司法保障”的定义应该是:通过司法救济法定权利,并且在权利救济的过程中不侵犯程序参与者的法定权利。

  关 键 词:人权司法保障/语境/话语/理论内涵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的研究成果。

  一、人权司法保障的语境还原

  人权在当今世界主流话语体系中是如此的重要,一度成为当今西方乃至整个世界最引人注目的政治、法律术语之一,成为世界性语言和时代性话题。①不过我们必须承认,“人权”概念充满理想主义而又争议不断,“人权”实践的历史堪称跌宕起伏、波澜壮阔。但不可否认的是,如今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人权业已成为最为重要的公共话语,对人权各个维度的研究成果也蔚为大观,认真对待人权是现代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国家法理。

  “语境论”的进路构成了我们正确理解语言文本的一种技术性进路。在不同文本的语境或脉络(textual context)下,“人权司法保障”具有不同的理论内涵。因此,需要根据具体语境分析“人权司法保障”的理论内涵。依据众多国际性研究成果显示,人权话语近年来已经获得了世界通用语(lingua franca)的地位②。随着人权话语的热潮不断高涨,“人权司法保障”话语亦在世界范围内成为焦点,“人权司法保障”是人权话语在司法领域的具象化。在我国,它最早是作为政治话语出现在政府人权白皮书中的。1991年《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中写道:“中国重视在司法活动中保护人权”。此后其表述经历了从“司法中的人权保障”到“人权的司法保障”再到“人权司法保障”的发展过程。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及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吸纳这一术语后,“人权司法保障”作为一种固定表达开始广为传播。在这两份重要的党中央文件中,“人权司法保障”不同于以往单纯宏大叙事意义上的政治话语,不再仅仅是一种原则性号召,而是深入中观和微观的制度建构层面言说。从时间上来说,自2014年起,“人权司法保障”这一术语开始连续出现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当中。

  一项话语所要表达的含义不仅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改变和发展,还始终处于不断地变化当中。③在我国的特定语境之下,“人权司法保障”这一表述被赋予了不同于西方的特征:

  (一)我国的司法机关主体具有多元性

  相较于西方,我国司法机关作为保护人权的主体是一个更为广义的概念。中国人权司法保障体系采取的是一种多元化模式。④沈德咏主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论纲》一书认为,将“审判权”等同于“司法权”是以三权分立学说为基础的,并不符合中国的宪法规定和使用习惯。而将“公、检、法、司、安”都视为司法机关,则更符合我国普通民众的认知标准,这也是我国“司法”内涵的一般定位所在。⑤张文显教授主编的《法理学》认为:“我国现行的司法一词,不仅指审判,还包括检察。相应地,司法权包括审判权和检察权,审判权由人民法院行使,检察权由人民检察院行使。因此,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都是我国的司法机关。”⑥在中国,广义上司法机关包括法院、检察院及在刑事诉讼中参加一定诉讼活动的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领导并管理监狱工作的司法行政机关。

  (二)人权司法保障的内容不断丰富

  作为后进的法治国家,中国的人权司法保障措施具有对三代人权保护同时推行的特点。人权司法保障最初主要是在刑事司法领域中开展,其后逐渐扩展至民事司法、行政司法等领域,同时是与当时司法实践需要和社会发展相契合的。以《刑事诉讼法》为例,在新中国成立前期,因立法条件所限,刑事案件审判的程序是以1954年《人民法院组织法》、当时政府颁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及《各级人民法院刑、民事案件审判程序总结》等非专门性的单行政策文件支撑的,彼时人权理念尚未在法律中得到确立和彰显。1979年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颁布,标志着中国刑事诉讼法律体系框架的初步构建,⑦使得刑事立案、侦查、公诉、审判、执行等程序开始有法可依,为在刑事诉讼中保障人权奠定了法律基础。1996年《刑事诉讼法》则在1979年《刑事诉讼法》的基础上对刑事辩护制度、强制措施制度等进一步完善,第一次规定了对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援助的制度,确立了疑罪从无的原则。这次修改为刑事诉讼领域的人权司法保障实践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则首次将“尊重和保障人权”明确写入《刑事诉讼法》,在法律条文中明确了刑事诉讼的人权保障理念,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完善死刑复核程序,将对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权转由人民法院行使。一系列细化和修改均更加突出对人权的重视。2018年《刑事诉讼法》的最新修改则更加重视对权力的制约,与时俱进地将《刑事诉讼法》与《监察法》衔接的问题纳入法典之内,使整个法律体系更加协调。同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刑事诉讼速裁程序的新规定,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提供更加便捷的途径。

  (三)司法解释、司法政策与立法并行不悖

  就数量而言,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立法条目数量较之于传统法治国家的立法并不占优势,但是我国司法解释的数量则是庞大的,在司法实践中也起着程序规范的作用。因此,总体而言,我国刑事司法的规定可以满足实践的需求。同时司法政策与司法解释也因其灵活性和对现实直接的关照,弥补了立法的固有局限,并就实践发展的需要,为促进立法的进步,进行前序性的制度试验。

  二、人权司法保障的话语流变

  对任何词语进行概念界定都必须秉持中立性,客观看待该词语在学术史中的作用和价值。人权话语经历了从西方话语到中国话语,从政治话语到法律话语,以及从立法宣言到司法保障的历史流变。而具体到“人权司法保障”的话语表述,则集中体现为从人权的立法宣言到司法保障的过程。

  (一)人权的立法宣言

  通过法律把人权转化为权利,唯有如此才能将“关于尊重和维护人的尊严和价值的要求通过每个人的主张、利益、资格和能力加以落实”。⑧人权的法律化经过了两层转化:第一,从人权到基本权利;第二,从基本权利到权利。一般来说,人权在第一层意义上的转化是指:人权在一国的理性科学化、习俗化和制度化。⑨而人权在第二层意义上的转化是指:从基本权利到权利、权益。“切实地保障人们的基本权利,是一切法律的核心目的”。⑩我国在2004年正式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列入宪法文本当中,使其作为法律话语开始出现。“人权入宪”开创了我国人权法律化、人权保障制度化的崭新时代。

  从规范依据上看,宪法条文规定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在该规范中,“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责任主体是“国家”,在维护人权的范围内探讨,就需要把国家的含义具体限定为客观存在的国家机关,从而在有关保障人权的具体法律关系中,国家所应承担的人权保障义务就具象化为国家有关职能机关对人权的保护与救济义务,国家与尊重和保障人权之间的关系就转化为国家机关与人权保障的关系。所以,有关人权保障宪法条款中的“国家”,具体就是指有义务保障人权的国家职能机关。

  在我国《宪法》之下,这种解释得到了《刑事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国家情报法》《反恐怖主义法》《国家安全法》《反间谍法》的充分印证。

  表1 条文中直接出现“保障人权”的法律

  名称                           条文                        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33条        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2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5条        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实施治安管理处罚,应当公开、公正,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        第6条        人民检察院坚持司法公正,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遵守法定程序,尊重和保障人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        第6条        人民法院坚持司法公正,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遵守法定程序,依法保护个人和组织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尊重和保障人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        第8条        国家情报工作应当依法进行,尊重和保障人权,维护个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        第6条        反恐怖主义工作应当依法进行,尊重和保障人权,维护公民和组织的合法权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        第7条        维护国家安全,应当遵守宪法和法律,坚持社会主义法治原则,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第5条        反间谍工作应当依法进行,尊重和保障人权,保障公民和组织的合法权益。

  由此实现了“法律权利是人权的法律化”。(11)在我国,“尊重和保障人权”成为法律话语。在立法上落实了作为法律话语的人权便是法律权利。

  (二)人权的司法保障

  权利理论一个重要的基本共识就是:“有权利必有救济”,“无救济即无权利”。第一,权利救济是与国家保护义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马歇尔指出:“公民自由的重点在于如果被伤害,任何公民都有权去申请法律维护。政府最关键的一个责任就是让这个诉求得到维护。”(12)第二,只有建立完善的权利救济机制才可能真正实现法定权利。正因如此,人权保障义务落实中至为关键的是救济机制,尤其在司法层面救助机制的明确和完备。为此,以往的国家义务将司法救济和程序机制当成人权维护的基础方式,以至于在司法机关和人权维护者之间画等号。如果没有司法救济,公民权益就无法得到真正的保障。人权只有在和司法形成紧密联系以后,对应的保障才可达成从“法律保障”朝着“司法保障”转变,其保障的作用才会切实地达成目的。(13)第三,司法救济是人权保障的重要环节,是人权的法律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首先,司法为解决私人主体之间的人权纠纷提供了一种公正的、值得信赖的、有效的渠道。其次,司法是纠正和扼制行政机关侵犯人权行为的最有力的机制。从人权保护的实践来看,纠正和扼制行政机关侵犯人权行为的最有力的机制就是行政诉讼。最后,符合正当程序和法治原则的司法程序和司法过程,本身就是对人权的保障。如果缺乏相应的权利救济制度,不能为人民的权利提供有效的法律救济,那么任何关于人民权利的宣言都只是一张开给人民的“空头支票”。

  纵观我国历年“人权司法保障”官方表述的出处可以发现:“保障人权”基本是同刑事诉讼相联系,尤其是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护。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首次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刑事诉讼法中,使其成为《刑事诉讼法》的指导思想,同时也成为刑事诉讼的现实任务。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保障人权在刑事诉讼的具体制度中得到落实和延伸,主要包括:法院坚持严把死刑案件质量关,确保死刑只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明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和获得帮助的权利;为进一步治理刑讯逼供,禁止被追诉人自证其罪,法律规定了犯罪嫌疑人拥有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拒绝回答的权利;建立羁押必要性的审查制度,明确监视居住适用时间、条件,细化逮捕条件,完善逮捕环节;建立并完善司法救助制度等一系列举措。

  在行政诉讼中,一贯存在“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的问题。最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中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法受理行政案件,行政机关不得干预、阻碍。第一,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扩大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将可诉行政行为不只限于具体行政行为。这一方面有利于保障公民诉权;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司法机关更好地对行政机关进行监督。第二,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将原先主观的行政原告判断标准改为客观标准。第三,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强化了司法对于行政行为的监督作用,将明显不当的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范围,规定法院有权撤销明显不当的行政行为;强化了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出庭的要求,规定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

  民事诉讼对人权保障主要体现为诉讼中对当事人处分权的尊重和保护。民事案件当事人的处分权不仅包括实体法上的处分权,也包括程序法上的处分权,尤其程序法上处分原则的贯彻既是当事人诉讼主体性的必然要求,也是私法自治原则在诉讼法中的体现。在民事诉讼中,保障人权的主要方式是坚持处分原则,原因在于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双方是地位权利平等的诉讼主体,民事诉讼作为一种平等主体之间解决纠纷方式的选择,不应过度强调国家公权力,法院不应过多干涉当事人的诉讼行为。人权与处分权的深层次保护基础均为公民的自由选择权,因此尊重民事案件中当事人处分权的履行是我国民事诉讼程序上对人权保障的最重要表现形式。

  人权司法保障命题的提出与落实从根本上标志着人权正在走进中国人民的现实生活,标志着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由话语到实践的转换、由人权到权利的转换,使得人权从一个理想概念变为一种最低限度标准的概念,人权正在成为一种能够经得起理性辩驳的人的权利。(14)

  (三)从立法宣言到司法保障的意义

  人权不能只停留在宣言和法律文本上,人权立法的根本目的在于其有效实现,而人权的实现必须有法律保护,包括立法保护、执法保护,特别是司法层面上的保护。作为从“法定人权”发展到“实有人权”的一个重要阶段,司法层面上对人权的保障是其他应有权利真正得到保障和落实的一个根本途径。拉德布鲁赫说:“行政是国家利益的代表,司法则是权利的庇护者。”司法基于其中立性和终极性的特点,理应成为公民权利的庇护者,以保障公民人权为己任。(15)基于这种逻辑,建立有效的人权司法保障机制成为法学家们关注的重点。

  首先,司法明确了人权的含义。人权实际上就是一个“本质上有争议的概念(Essentially Contested Concept)”:此种概念通常由多个互不相容的要素组成,难以依赖其中的某一个要素来明确其含义,所以在人们使用这些概念时争议不断。(16)就司法中需要保障的人权而言,人权的含义得到了极大的限定,司法程序的设计和司法能力决定了其所能保护的人权的概念基本限定于自由、平等当中。具体而言,由于对公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保护最直接和有效的途径显然不能由司法路径所承担,法律的主要价值亦不会直接涉及这些权利的保护。而一系列的国际公约在论及人权时均把保护自由置于重要地位。司法程序在国际公约确认的保护措施中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内容。运用司法方式实现对自由的保障,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共识。但是,对司法保障的人权含义全面、正确地认识就不能单纯地将人权限制在自由之上。尽管公认的自由权只能因其本身的目的而被限制,但事实上自由还会受到平等的规制。因此,最低限度的人权含义应当同时包含自由与平等两个方面的内容。

  其次,司法的平等保障对实现人权具有必要性。尽管程序在司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对公民自由产生一定限制,但是在限制的同时会为其提供有效的途径和方法以有效保护自身权利,权利的平等保障是“人权司法保障”这一政治话语最核心的法理表达,也是司法保障人权的最大制度优势。权利的平等司法保障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宪法原则在司法程序中的逻辑延伸。在以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为代表的“权利——权力——权力”三方构架中,主要通过控制权力和赋予权利来实现司法平等;在以民事诉讼为代表的“权利——权力——权利”三方构架中,则是主要通过权利自决来实现司法平等。在三角诉讼架构中,法院居于顶点位置,如果双方当事人的地位不平等就会造成法院与原、被告之间的关系的不稳定,使得本应是诉讼公平基础的三角形构造摇摆不定。与此相反,如果可以对双方当事人诉讼权利进行平等保障,有利于达致胜败皆服的结果,司法的权威由此树立。

  最后,从司法平等的本质来说,司法平等是“武器的平等”。(17)“武器的平等”指的是通过相应诉讼手段,使原告、被告双方之间的攻击与防御能力尽可能处于平等的状态,通过平等基础上的攻击防御以谋求有利于自己的诉讼结果。司法平等只是要求一种“形式的平等”,即“诉讼地位平等和诉讼手段对等”,并不意味着双方实力相当。(18)实践中,诉讼地位平等的当事人有可能因经济能力、法律素质等现实问题导致诉讼能力不平等,这时诉讼法甚至会通过武器配置上的倾斜来实现平等地对抗。例如,法律援助制度的目标在于实现司法平等,法律援助制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理解为一种“法律扶贫”,即国家通过法律援助帮助受援群体接受免费法律服务,努力实现权利的司法平等。

  三、人权司法保障的理论内涵

  “人权司法保障”的中国话语已经走过了单纯的话语修辞阶段,具有了相对固定的理论内涵,且随着人权司法保障的实践进程,形成了更具中国特色和更富于时代特征的理论内涵。

  本文对“人权司法保障”的定义是:通过司法救济法定权利,并且在权利救济的过程中不侵犯程序参与者的法定权利。“人权司法保障”是一个偏正短语,将其还原为一个完整的命题即“司法保障人权”。这一命题的核心动词,即谓语是保障,保障包括尊重层面上消极不作为意义上的初级保障和保护层面上的积极作为意义上的高级保障。这一命题的宾语,即保障的对象是人权,人权司法保障中的人权特指法定化的人权,即法律权利,包含了权利受到侵害者及被诉方的程序性和实体性的权利。保障人权的主体是司法,这里的“司法”包含了司法制度、司法程序、司法机制、司法规则、司法技术、司法理念等与司法相关的所有司法现象。纵观政策法律与司法实践,“人权司法保障”至少可以在两种意义上来理解:一是通过司法的人权保障;二是司法中的人权保障。

  (一)通过司法保障人权

  “通过司法保障人权”和“人权的司法审查”(19)“人权的司法救济”(20)是可以通用的,英译为“judicial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21),也就是通过司法权保障人权。西方语境下的“人权司法保障”更多是通过司法保障人权。第一,许多国家纷纷确认接受司法裁判权是人民享有的一项由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并在宪法体系中为诉权寻找适当的根据和实现的途径。第二,许多人权宣言和人权公约对诉权保障予以明确规定。通过司法的人权保障,指向的是司法保护请求权、司法救济请求权。

  司法保护请求权直接指向的即为司法裁判请求权。司法裁判请求权是指任何公民在其权利受到侵害或与其他公民发生争执时享有请求司法机关予以公正审判的权利。司法裁判请求权是人权保障的逻辑前提,它依赖于实体权利而存在,若无实体权利就不存在裁判请求权的逻辑前提。同样,司法裁判请求权对实体权利起着保障作用,如果某一权利在受到侵犯之后,受害者根本无法诉诸司法裁判机构,也无法获得任何有效的司法救济,该权利的存在将毫无意义。

  国家有义务为国民提供司法保护,即通过行使国家审判权的方式来保护国民的合法权益。在宏观层面,通过司法的人权保障作为一种政治理念,是指司法应为广大人民群众营造公平、顺畅的诉讼平台。通过司法的人权保障主要通过诉讼方式实现,它可以分为三种方式:第一,国家通过制定诉讼制度的方式保障人权,而不是直接诉诸暴力或通过其他方式保障人权;第二,国家设立法院等司法机构为当事人提起诉讼保障自身权利提供平台;第三,国家在诉讼活动中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22)以上三种方式的司法人权保障在目前存在的三大诉讼中均有体现。

  在国家政策层面,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第一次提出“人权司法保障制度”概念,为如何用人权司法保障的理念指导制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这一概念的提出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人权保障工作的高度重视,对发挥司法保障人权的更高追求,以及切实贯彻落实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的政策配合。该《决定》首次将司法制度保障人权明确写入党的文件中。该《决定》指出:在司法权运行方面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与检察权,健全司法权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则明确提出要“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虽然没有提及人权与司法保障的关系,但是明确指出应“加强人权法治保障,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从“加强人权法治保障”的语义内涵来看,“加强人权法治保障”要比“加强人权司法保障”的要求更加广,不仅强调了人权要获得“司法保障”,人权还要获得包括“立法保障”“执法保障”“法律监督保障”等更广泛意义上的保障,这说明十九大报告推进了对人权保障的普遍性和广泛性的关注,为人权保障提供了更加有效的法治保障平台。人权保障既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逻辑起点、价值终点和过程监测指标,又是司法改革的核心内容、发展方向和验证标准。完善人权司法保障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着力点、较佳的切入点和坚实的落脚点。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也提出要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坚决维护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在司法审判中继续实行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原则;继续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努力实现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相统一,严格公正司法。在司法执行方面,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加强人权司法保障”部分明确规定:“加快建立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威慑和惩戒法律制度。依法保障胜诉当事人及时实现权益。”

  在国家法律层面,自从2004年“人权入宪”,将“人权”概念由政治概念正式上升到法律概念以来,人权保障精神越来越贯彻到多个法律当中。司法中最集中且直接地体现人权保障的价值追求则被规定在有关诉讼程序的《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当中,诉讼人权保障是人权司法保障的最主要的方式。《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强调的是防止和救济公民人权受到来自国家权力的侵害,《民事诉讼法》则侧重于救济公民权利受到其他公民和社会的妨碍。

  (二)司法中的人权保障

  狭义的裁判请求权只包括诉诸法院的权利,即任何人在其权利受到侵害或与他人发生争执时,有向法院起诉请求司法救济的权利。司法在民事方面掌握着对公民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进行处置的权力,在刑事层面更是掌握对公民之自由乃至生命进行处罚的权力。司法权一旦被滥用,其对公民权利的侵害将是不可估量的。因此,司法中的人权保障也很重要。

  广义的裁判请求权蕴含着正当程序请求权。正当程序请求权首先包括公正审判请求权。任何诉讼的当事人,无论是第一性权利的受害者还是施害者,都有获得法院公正审判的权利。司法中的人权保障,又可以转换为公正审判请求权,即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中国官方语境下的人权司法保障通常是指“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公正审判权是现代司法制度的核心范畴,它标示着国家对侵权者的诉讼应以保障其公正审判权为前提。“每一个被告人都享有受到公正审判的权利,这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一项重要成就。”(23)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并非一项单一权利,而是与公正审判有关的一系列具体权利组合而成的权利群或权利集合。我国致力于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提高司法公信力,为公民的公正审判权的履行提供正当程序请求权的制度基础。《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条文中都明确规定了公民拥有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2014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中总结了我国在保障公正审判权方面的进步,“各级司法机关强化司法公正、公开,积极推进多项司法改革举措,进一步促进公正审判权有效实现,司法领域人权保障迈上新台阶。”在司法机制改革方面尊重司法运行规律,具体司法运行过程中进一步促进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不断完善,律师执业权利得到保障,落实国家赔偿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和程序,都为我国公民获得公正审判权提供了有效途径。

  除了公正审判请求权之外,正当程序请求权还包括侦查、执行等各个环节的正当程序请求权。在审判的前置环节,《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规定:“完善对限制人身自由司法措施和侦查手段的司法监督,加强对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的源头预防,健全冤假错案有效防范、及时纠正机制。”在审判的后置环节,该《决定》提出应“切实解决执行难,制定《强制执行法》,规范查封、扣押、冻结、处理涉案财物的司法程序”。此外,近年来我国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的权利保护也越来越重视,将看守所安全管理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范围,注重保障他们在押期间的基本生活条件,保护他们的生命健康权不受非法侵害。司法程序中有关人权保障的制度设计是司法程序正当性的制度保证。有关司法改革的这些政策在《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法律的修改中均得到具体体现,完善和强化了司法中的人权保护制度和机制。

  (三)两种人权保障的关系

  分析与综合的统一是辩证逻辑的方法之一。分析是把事物分解为各个部分加以考察的方法,综合是把事物的各个部分联结成一个整体加以考察的方法。人权司法保障的理论内涵需进行“通过司法的人权保障”和“司法中的人权保障”的分别分析和综合考察,本部分重点探究两者之间的关系。

  通过司法保障人权,其要旨是司法程序启动本身就是对人权的保障,司法中的人权保障在通过司法保障人权的基础上对司法的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司法中的人权保障,即司法程序必须符合正当程序,而人权保障又是衡量司法程序正当性的最高准则。

  在通过司法保障人权中,保障的对象是任何权利已经或潜在受到侵犯的主体。司法中的人权保障重点是要保障诉讼当事人的法律权利。通过司法保障人权不但保障被害人的人权,而且保障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以刑事司法为例,其人权保障的方式分为三种:通过打击犯罪、消除犯罪对全体公民人权的威胁来直接保护人权;通过限制刑罚权,防止其对犯罪人人权的过度侵害来间接保护人权;通过限制刑罚权,防止其对无辜者的侵害来间接保护人权。(24)通过司法的人权保障侧重保障的是实体性权利,追求的是经由司法过程所获得的权利救济结果。司法中的人权保障侧重保障的是程序性权利,强调在权利救济过程中诉讼参与人,尤其是被告人的权利得到保护。

  在通过司法的人权保障中,“保障”指向的是国家的保护义务,其背后蕴含着对国家权力的期待,期待国家权力为权利救济提供途径。在司法中的人权保障中,“保障”指向的是国家的尊重义务,其背后蕴含着对国家权力的警惕,警惕国家权力在提供救济时对可能的权利侵害施加者造成伤害。(25)保护义务是一种积极义务,尊重义务是一种消极义务。前者引发国家行为,后者禁止国家行为;前者是目的,后者是限制。而在程度上,限制永远优先于目的。(26)也就是说,保护义务作为一种积极义务,是相对的,但是尊重义务作为一种消极义务,是绝对的。在相对作为义务与绝对不作为义务冲突时,不作为义务绝对优于作为义务。“宁可错放,不可错判。”(27)这一箴言的背后就折射出这种基本法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人权司法保障下的“严禁刑讯逼供、体罚虐待,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人权司法保障提出的具体要求中的“健全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原则的法律制度”“完善对限制人身自由司法措施和侦查手段的司法监督,加强对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的源头预防,健全冤假错案有效防范、及时纠正机制”,这些都是上述法理的话语实践。

  人权与司法二者在逻辑上存在三种可能的关系:第一,司法既不以人权作为出发点和归宿,也不以人权作为方式;第二,把人权作为出发点或归宿,但是不以人权作为司法的方式;第三,既把人权作为出发点和归宿,也把人权作为司法的方式。“人权司法保障”这一基本命题蕴含了“人权”与“司法”之间存在着互为规定的互构关系。具体而言,人权保障不仅是司法的初衷和旨归,而且人权保障是司法的基本的方式。保障人权是司法的目的,司法是保障人权的手段;人权保障是司法的基本的方式,即司法经由人权保障才能进行。在通过司法保障人权和司法中的人权保障这两个命题的形塑下,人权和司法互为目的,互为手段。具体而言,包含两层相互联系的意思:一是司法程序、司法制度、司法体制、司法机制必须把人权的保障、实现作为出发点和归宿,把人权是否得到保障及保障的程度作为衡量和评估司法文明的基本指标;二是通过承认、赋予、增强、保障权利的方式来推进司法程序的启动与实施。司法具有了实质正当性和形式正当性依据,有利于树立司法权威,维护司法公正,赢得司法公信。在这种相互关系中,司法和人权成为一对相互促进、不断趋于实现的概念群组。

  ①参见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28页。

  ②See John Tasioulas,"The Moral Reality of Human Rights",in Thomas Pogge ed.,Freedom from Poverty as a Human Right:Who Owes,What to the Very Poor,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75.

  ③参见[美]劳伦斯·M.弗里德曼:《人权文化》,郭晓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4页。

  ④参见薛进文等:《中国特色人权发展道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48页。

  ⑤参见沈德咏主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论纲》,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188页。

  ⑥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2页。

  ⑦参见薛进文等:《中国特色人权发展道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49-347页。

  ⑧参见夏勇:《中国民权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33页。

  ⑨参见张龑:《论人权与基本权利的关系——以德国法和一般法学理论为背景》,载《法学家》2010年第6期。

  ⑩参见石泰峰:《法治的核心价值是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学习月刊》2010年第13期。

  (11)参见李步云:《中国法治历史进程的回顾与展望》,载《法学》2007年第9期。

  (12)参见[美]卡尔·J.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周勇、王丽芝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07页。

  (13)参见樊崇义:《从“人权保障”到“人权司法保障制度”》,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4年第8期。

  (14)米尔恩认为:“一种关于人权的表述若使其中许多权利与大多数人类无关,就不是一种经得起理性辩驳的表述。”“经得起理论辩驳的人权概念不是一种理想概念,而是一种最低限度标准的概念”。参见[英]A.J.M.米尔恩:《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人权哲学》,夏勇、张志铭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3、7页。

  (15)参见[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0页。

  (16)See W.B.Gallie,"Essentilly Contested Concepts" 56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16(1955).转引自陈景辉:《法理论为什么是重要的——法学的知识框架及法理学在其中的地位》,载《法学》2014年第3期。

  (17)参见胡玉鸿:《对等权利与行政诉讼》,载《法学评论》2004第1期。

  (18)参见龙宗智:《中国法语境中的检察官客观义务》,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4期。

  (19)参见周伟:《司法审查: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准程序》,载《政治与法律》2005年第1期。

  (20)参见莫纪宏:《论人权的司法救济》,载《法商研究》2000年第5期。朱林方:《人权司法救济:重要性位阶、公正性评价及其结构性成因》,载《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

  (21)See Anthony Lester Q C.,"The judicial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in the commonwealth" 1 Journal of Commonwealth Law & Legal Education 3-12(2001).Joseph H.H.,Weiler,"Thou Shalt Not Oppress a Stranger:On the Judicial Protection of the Human Rights on Non-Community Nationals:A Critique" 3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65-91(1992).Dorota Leczykiewicz,"'Effective Judicial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fter Lisbon:Should National Courts Be Empowered to Review EU Secondary Law?" 35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326-348(2010).Bjarte Thorson,Individual Rights in EU Law,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2016,pp.85-92.Kakouris,Constantinos N.,"The Judicial Protection of Individual Rights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4 Hastings Intl & Comp.l.rev 539(1993).Manoj Kumar Sadual,"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of Prisoners in India:Role of judiciary" 4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tific Research 30-33(2015).

  (22)参见杨宇冠:《论人权司法保障》,载《法治研究》2016年第5期。

  (23)参见[瑞士]托马斯·弗莱纳:《人权是什么?》,谢鹏程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5页。

  (24)参见王昌奎:《论刑事司法中的人权保护》,载《现代法学》2016年第4期。

  (25)在此意义上,人权概念的功能是公民反对政府对个人自由的恣意侵犯。如杜兹纳所言:人权获得成功并且不断被编入法典的主要原因就是人民一直受到他们自己政府的残酷对待。参见[美]科斯塔斯·杜兹纳:《人权与帝国:世界主义的政治哲学》,辛亨复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6页。

  (26)有学者将国家义务分为绝对不作为义务和相对作为义务,相对作为义务与绝对的不作为义务冲突时必须退让。关于更多的论述,详见Greco,Luis,Lebendiges und Totes in Feuerbachs Straftheorie,Ein Beitrag zur gegenwrtigen strafrechtlichen Grundlagendiskussion,Berlin,2009,S.321 ff.

  (27)参见沈德咏:《我们应当如何防范冤假错案》,载《人民法院报》2013年5月6日第2版。

作者简介

姓名:李璐君 工作单位: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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