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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利概念与中国法人法的体系效应
2020年07月10日 08:0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 作者:宋亚辉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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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营利”这一概念是贯穿中国法人法的一条主线,其含义由二要素构成:一是以追逐利润为目的;二是将利润分配给出资人。以此为标准,《民法典》区分了营利与非营利法人,并将法人性质与其组织形式捆绑,采用特定的组织形式意味着只能从事特定性质的行为,法人“身份”直接决定了其“能力”。此举旨在遵从公法上的法人区分登记管理体制,维持了公私法体系的融贯性,但却束缚了营利法人的权利能力与社会活力,在私法上的体系效应不佳。这一问题在大陆法系由来已久。作为两大立法例之一,日本法较早采用的营利与公益法人分类经历了艰难的改革过程,但始终受到营利概念二要素的困扰。德国法采用的社团与财团法人分类摆脱了营利概念之束缚,将利润分配完全留给经济性社团自治,允许以社团法人的组织形式从事任何法不禁止之事业。这种法人组织法中立的技术构造,充分释放了社团法人的权利能力与社会活力。立足中国国情,中国法人的私法构造应妥善处理与公法上的社团管制之关系,逐步放松利润分配要素对营利法人的不当限制,有步骤地推动法人组织法与行为法的脱钩,释放营利法人参与公益事业的权利能力。

  关键词:营利  营利法人  非营利法人  利润分配

  作者宋亚辉,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南京210093)。

 

  “每个法系都会以概念来表达规则,并通过分类将规则体系化。”这是各国共享的立法技术。作为编织法律之网的基本素材,法律概念的界定是否精当,不仅影响后续法律规则的表达,甚至影响宏观法体系的运行效率。作为范例,中国民法上的“营利”概念,生动展现了基础性概念对整个法体系的系统性影响。

  作为营利与非营利法人的区分标准,《民法典》第76条对营利概念二要素的界定,使得营利法人(公司和其他企业法人)只能以逐利为目的,且应将利润分配给出资人,二要素缺一不可,否则将不再是营利法人,进而不能以公司的组织形式存在。这限制了公司的强大组织能力与社会活力,堵塞了公司献身公益事业之门,加重了国家的公共服务负担。时至今日,将公司预设为纯粹逐利的经济组织,已落后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时代需求。公司作为一种技术构架,实乃自然人创造财富、加强社会互助的工具,它可集众人之力、让陌生人之间的合作成为可能,堪称人类社会最伟大的发明创造之一。因此,法人法设计的好坏不仅影响法的运行效率,而且制约社会治理能力的创新。问题的根源要回到《民法典》的营利概念及其塑造的法人法体系。基于这一理论关怀,本文将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如何看待中国法的“营利与非营利法人分类”?作为区分标准的营利概念如何解释?法人的性质与其组织形式之间有何联系?

  一、中国的营利概念与法人法构造

  (一)营利概念二要素:逐利目的+利润分配

  营利概念在中国民商事法律体系中毫无争议地属于基础性概念,它不仅是民商二分的界线,而且是《民法典》区分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的标准,同时还塑造了整个法人法的结构,因而必须认真对待。至于其含义,国内理论通说将其界定为追求利润并将利润分配给出资人,具体包含二要素:一是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简称“目的要素”;二是将利润分配给出资人,简称“分配要素”。曾有学者从竞争法角度对该通说提出质疑,并区隔出经济法视野下的不同立场,但并未撼动营利概念二要素的通说地位。2017年制定的《民法总则》更是直接将其转化为实证法,2020年颁布的《民法典》对《民法总则》的“法人”一章照学全收,除了几处语言润色之外,实体内容和法条编号均无变化。《民法典》第76条第1款规定:“以取得利润并分配给股东等出资人为目的成立的法人,为营利法人。”作为对称概念,该法第87条第1款规定:“为公益目的或者其他非营利目的成立,不向出资人、设立人或者会员分配所取得利润的法人,为非营利法人。”立法者从正反两个视角确认了营利概念二要素,尤其是利润分配要素被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主编的法律释义视为识别法人性质、区分法人类型之根本。学界对《民法总则》开创的法人分类体系褒贬不一,但对营利概念本身的反思却不多见,营利概念二要素始终保持着通说地位。

  (二)法人性质(营利或非营利)与法人组织形式的捆绑

  以是否符合营利标准,《民法典》将法人分为“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和“特别法人”。严格来讲,该三分法存在逻辑瑕疵,以单一标准只能将其一分为二,即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特别法人”在性质上应属“非营利法人”。但这无关大局,本文对具体法条的解读仍遵从三分法。尤其重要的是,《民法典》还将法人性质(营利或非营利)与法人组织形式捆绑,以下简称“捆绑模式”(见下表)。

  从文义解释来看,《民法典》通过两种表述方式将法人性质与其组织形式相捆绑。第一种表述来自《民法典》第76条第2款和第87条第2款,其逻辑结构可简化为:“营利法人包括……组织形式”,“非营利法人包括……组织形式”。这两个条款在“包括”一词之后列举的均为法人组织形式,如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会等。从字面含义看,这两个条款将我国现行法认可的所有法人组织形式逐一对应于营利或非营利法人,将“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其他企业法人”定性为营利法人,将“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定性为非营利法人。第二种表述来自第96条,其逻辑结构可简化为:“……的组织形式,为特别法人”。较之前者,此种表述方式所传达的含义更为清晰,它直接将“机关法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定性为“特别法人”。换言之,“特别法人”特指这四类组织形式。

  再从体系解释看。前表所列三个法条区隔出了三个平行排列的法人类型,在体系构造上,它们通过概念区分+种属列举的方式,将我国现行法上几乎所有现存或未来可能出现的法人组织形式逐一进行归类整合,并将其分别归入三个彼此独立的范畴。在体系安排上,对于某个特定的法人组织形式而言,其在性质上要么属于第76条的营利法人,要么属于第87条的非营利法人(或第96条的特别法人),除此之外再无其他性质的法人。这样一套界限清晰、体系完整的法人分类方法,将现行法上所有合法存在的法人组织形式逐一归入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或特别法人的范畴,由此实现了法人性质与其组织形式的相互捆绑。

  另需说明的是,第76条第2款和第87条第2款的“等”字该如何理解。作为开放式列举,“等”字可能有两种解读:其一,借“等”字为法人组织形式创新预留空间,未来若诞生新的组织形式,可借此将其归入营利法人或非营利法人范畴。此为立法本意。换言之,现行法上的法人组织形式已被列举殆尽,“等”字意在涵摄“可能出现的其他法人组织”。其二,另一种理解源于逻辑推演。法条表述为“营利法人(A)包括……等”,“非营利法人(B)包括……等”。在逻辑上,“A包括C”,并不排除“B也包括C”,只要C拥有A+B的所有特征即可,例如营利法人包括有限公司,并不意味着一切有限公司都是营利法人。正如德国的有限公司既可能是营利法人也可能是非营利法人。此种理解可能借“等”字将《民法典》第76条中列举的“有限责任公司”归入第87条的“非营利法人”,反之亦然。但这种解释不仅与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相冲突,而且被立法机关所否定。实践中更是没有存在的可能。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采用法人区分登记管理体制,营利法人在市场监管(原工商)部门登记,非营利法人在民政或编制管理部门登记管理,各自负责登记的法人组织形式互不交叉,故不可能存在组织形式重叠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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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宋亚辉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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