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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法律史学研究70年:传统法律的传承与发展
2020年07月07日 15:23 来源:《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作者:张生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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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张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720

  内容提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法律史学是最早复兴的法学学科之一,但限于当时的知识导向,中国传统法律只能通过“国家与法权历史”的形式得以传承。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法律史学是最早兴盛发展的法学学科,传承与发展的研究工作主要沿着制度史和思想史两个方向展开,在史料整理、考证解释、通史、断代史和专题研究诸方面均取得丰硕成果。在全面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实施传承与发展传统文化工程之际,如何“阐释建构,贯通古今”,为建设现代化法治国家提供文化支持,成为传承和发展传统法律的时代主题。

  关 键 词:中国法律史/传统法律/传承/发展  Chinese legal history/traditional law/inheritance/development

  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十位著名教授联合发表文化宣言,提出“建设中国本位的文化”:“徒然赞美古代的中国制度思想,是无用的;徒然诅咒古代的中国制度思想,也一样无用;必须把过去的一切,加以检讨,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其可赞美的良好制度伟大思想,当竭力为之发扬光大,以贡献于全世界;而可诅咒的不良制度卑劣思想,则当淘汰务尽,无所吝惜。”①中国传统法律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其基本体系样式、运作机制、价值理念陈陈相因,却又因应时势屡有变迁。如何客观认识、传承和发展中华传统文化,是清末变法以来一直持续而未完成的文化事业。中国法律史是近代以来我国最早创建的本国法学学科之一,②中国法律史学的繁荣发展却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不同代际的中国法律史学人怀着深厚的“传统”情节,致力于中华传统法律的研究,取得了令世人尊敬的成就。本文拟从“传统法律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视角,对70年来中国法律史研究做一概要总结。传承是文化甄别延续的维度,发展是文化适应变迁的维度,两者有所区别又浑然一体。传统法律唯有在传承和发展中才具有生命力,才能滋养现代法治。

  一、曲折的复兴:以国家政治史的架构传承中国法(1949年至1978年)

  1949年2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全面废除了国民政府法律法令的效力,在政策上也改变了全面继受西方法律的知识导向。同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第17条规定,“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制定新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的过程中,更多依据的是革命经验和借鉴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制度。新建的法学学科没有延续民国时期的中国法制史,而是仿照苏联法学教育体系,设置了“国家与法权历史”课程,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编写了《国家与法的历史》(或《国家与法权的历史》《中国国家与法权的历史》)的教科书以及相关的辅助教材。在“国家与法权历史”的结构中,以人类社会和国家发展形态为线索,在每个时期都按“经济基础”“阶级结构”“国家制度”“法律制度”四个部分来安排。“国家与法权历史”课程以国家政治史为理论框架,机械套用唯物主义哲学观点,强调法的政治从属性和工具性,忽视了法律的相对独立性;这一理论框架强调法的阶级性,形成了一种“阶级本位的政策法”理念,“以政策为最高行为准则,以法律为次要的行为准则”,③存在滋生法律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危险。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拥有最为丰富历史典籍。诸子之学中包含有丰富的法律思想,自《汉书》以降,志书之中的礼、选举、职官(百官)、刑法、食货多有关国家法律制度,后世的律典、会典,以及会要、通典、通志等断代或通览的政书都记载了中国传统法律的制度形态、演变得失。在推行“国家与法权的历史”的理论框架的同时,法律界的前辈们没有停止探索新的知识途径,以传承传统法律,延续近代化法制成果。“1956年4月间,法制委员会就华东政法学院杨兆龙先生提出旧法继承性问题,组织讨论。与会者基本同意旧法可以批判继承。”④同年11月22日,中国政治法律学会⑤召集了一次关于中国法制史的座谈会,讨论了法制史学科的定名、研究对象、史料收集整理、研究方法等问题。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召开的最为重要的一次法律史学科讨论会,会议“发言摘要”篇幅虽然不长,却十分精要,60多年后回味起来,其所涉及问题的广度和深度都令人感叹。从后来发表的“发言摘要”⑥来看,14位发言人(2人提交书面发言材料,2人在同一主题下发言,还包括杂志社的郭纶)中,有5位明确表达“中国法制史”要比“国家与法权历史”能更好反映中国传统法律的历史地位和特点;有3位在发言中,直接使用“中国法制史”,也同意定名为“中国法制史”。有4位发言人明确表达,不仅是“国家与法权历史”已经开课五六年,重要的是把法律置于国家政治的大历史中加以考察,更为科学。有2位发言人只是谈到具体问题,对学科名称没有发表意见。总体来看,同意将学科定名为“中国法制史”的发言人较多。第一位发言的李祖荫,在题为“向‘法制史’进军的几件准备工作”的发言中,他引用《礼记·月令》考证了“法制”一词的出处,认为“法制二字联用,由来已久”,“现在仍然用‘法制史’,我想能为广大人民所接受”。在传承优秀法律遗产方面,他和后边几位发言人都提到“一定要掌握大量资料,同时也要分析批判,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之后,才能加以采择,万万不可以被资料所束缚”。陈盛清在发言中提出:“整理我国法律文化遗产要打破一些陈旧观念”,完成这项浩大的工程,大家要分工合作“除了集中现有法律工作岗位上的人力以外还可粗搬一些对于旧法学有专长具备解释我国历代法律或法学典籍的条件的人共同参加这一工作。”卢蔚乾、杨玉清和曾炳钧都谈到了法学遗产的范围和研究方法,他们的共识是从经典文献入手、从小的问题入手,“专一人、专一代、专一法”,持以时月,便会取得可观的成果。如果按照这次研讨会的设想得以实施,传统法律的传承与发展的成果必然已经融入社会法治建设之中了。

  1961年,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与法权历史教研室开始组织编写《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讲义》,并于1963年至1965年分三册出版完成(第一册“古代部分”,第二册“近代部分”,第三册“民主政权”部分)。这部讲义体现了中国法律史学者在国家与法权的框架下,“传承中国古代传统”“批判移植西方法律”“发扬革命根据地法制传统”所做出的努力,代表了那个时代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最高水准。

  1966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法学院校、科研机构多被解散,法学研究和教学工作陷于停顿。从1949年到1978年将近30年的时间里,我国社会文化事业尚不发达,中国法律史学研究处在复兴状态之中,其传承成果也主要集中在一些粗放型问题和基本史料层面。由于政治运动,“完全阻断了清末以来中国法制史学的教学与研究的传统”,⑦传承中国传统法律的事业变得愈加曲折。有学者对这段历史时期总结道:“1949年后随着教育界的院系调整,中国法律史学科几乎全面受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在学科建构的层面而更名为‘国家与法权历史’或‘国家与法的历史’,同时确立了以阶级分析为主导的研究方法,实现了中国法律史学科在方法论意义上的转变。但是阶级分析方法在具体研究中的唯一化和教条化运用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法律史学科研究的僵化。”⑧令人惊喜的是,1975年12月,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墓竹简的考古发掘、整理研究,成为中国考古史上和法律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1978年,整理小组编辑出版了《睡虎地秦墓竹简》,在弥足珍贵的原始文献基础上,产生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复原了战国末期到统一之后秦“法治国”的面貌,呈现了中国帝制时代法律的源头。

作者简介

姓名:张生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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