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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视阈下的中国禁毒法学研究三十年
2020年06月08日 10:5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年第1期 作者:褚宸舸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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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国禁毒法学一直缺少从学科角度对近三十年研究的整体审视。如果通过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和司法部课题中的禁毒立项等来观察,则禁毒研究的多元化发展趋势清晰可见。在总结史学、社会学、民族学、心理学和体育学、戒毒(成瘾)医学、国外和全球禁毒等方面研究基础上,我们可梳理出中国禁毒法学研究演进的四个阶段:起步于《关于禁毒的决定》,97《刑法》修改前后出现研究高潮,2008年之前开始突破刑法学藩篱,围绕《禁毒法》和《关于加强禁毒工作的意见》展开研究。简要概括与研究相关的队伍、人才培养、机构和学术交流情况后发现,目前,中国禁毒法学面临研究资料信息获取存在体制性壁垒、学科层次低、成果学科归属难等困境,成果缺乏理论广度和深度,法教义学研究的精耕细作不够,政策研究亟待加强。禁毒法学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对禁毒工作或毒品问题治理的研究,禁毒法学不是部门法学,也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但这不应该成为忽视禁毒法学研究的理由。未来应当以问题为导向,进行跨学科交叉研究,加快推进《禁毒法》等法律规范的修改和完善,密切关注毒品问题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创立、创新中国禁毒法学的话语和理论体系。

  关键词:中国  禁毒学  禁毒法学  话语体系作者褚宸舸,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枫桥经验与社会治理研究院教授(西安710063)。

  2019年是林则徐虎门销烟180周年、上海万国禁烟会召开110周年,也是中国禁毒史上的“拐点”。2014年以来,党中央把禁毒工作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要求中通盘谋划,用“毒品问题治理”这个概念扩充了禁毒的内涵和外延,强调用治理的思路和方法来控制毒品,防控其社会危害。2018年6月25日,习近平同志对我国禁毒工作做出“走中国特色的毒品问题治理之路”的重要指示。6月26日,国家禁毒委首次提出“六全”毒品治理体系。这个政策背景的变化,给中国禁毒法学研究带来了学科整合的要求和机遇。真正学术意义上的禁毒法学研究始于1990年以后。近30年来,禁毒学界的研究综述大都是针对具体问题或某一学科的评述。尚未见到从多个学科角度做宏观审视的论著。因此,笔者尝试抛砖引玉,基于个人从事20年禁毒法学研究的学术经历,进行初步探索和梳理,并以此出发尝试总结学科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希望为构建中国特色禁毒法学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作出贡献。

  一、从课题立项看禁毒研究的多元化发展趋势

  我国禁毒研究已经形成多学科的格局。这方面的基本版图可以从30年(1990—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3年(1996—2018年)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以及12年(2007—2018年)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部级研究课题中关于禁毒的立项看到。

  (一)国家社科基金禁毒立项的分析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0年有55个禁毒方面的立项。

  第一,从项目类型上看,重大项目1个(张勇安),重点项目2个(苏智良、兰林友),一般项目27个,青年项目15个,西部项目10个,主持人共50名。

  第二,从所属学科上看,法学和社会学各有15个(均占27%),民族问题研究9个(占16%),国际问题3个(占6%),中国历史2个(占4%),世界历史4个(占7%),党史党建2个(占4%),其他(图情与文献学、统计学、管理学、体育学、心理学各1个)5个(占9%)。

  第三,从立项的具体选题上看,体现出各学科研究的旨趣、方法和特点。从时间关键词看,中国历史类的立项中各出现1次“近代中国”和“近现代”。从地域关键词看,主要在社会学、民族问题类立项中较为常见。按照出现的频率多少依次是:民族地区(8)、边境(8)、云南(5)、西南(2)、西北(1)、西部地区(1)。国别关键词有世界(或全球)(2)、美国(1)、中美(1)、墨西哥(1),主要体现在国际问题、世界历史类的立项中。“一带一路”(3)、中国共产党(2)、健康中国(1)、环境行为学(1)等政治词汇或学科关键词也在立项中出现。从表达主体的概念词看,吸毒人群出现的次数最多,达到6次。除此以外,还出现少数民族(2)、特殊人群(1)、在押毒品罪犯(1)、上海合作组织(1)、清真寺(1)、未成年人(1)等。从专业性关键词来看,毒品犯罪(涉毒违法犯罪)、对策(策略)出现的次数最多,各达到了10次,毒品问题、禁毒史(毒品史)各达到7次,预防(防治、防控、预警)出现6次,禁毒、治理(综合治理)、戒毒(戒毒制度、社区戒毒)、吸毒(毒品滥用)、立法(法律、法律制度、禁毒法)、机制、趋势(态势、变化)出现4次,适用法律(执法)、网络(互联网)、艾滋病(防艾)、模式出现了3次。

  (二)教育部课题禁毒立项的分析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禁毒方面的立项23年间共有29个。

  第一,从项目类型上看,一般项目16个,青年项目12个,博士点项目1个,有29名主持人。没有学者有2次以上的立项。其中有3人(蒋凌月、李云鹏、阮惠风)还主持过禁毒方面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第二,从所属学科上看,社会学6个(占20.7%),法学5个(占17.2%),民族学4个(占13.8%),综合研究4个(占13.8%),医学3个(占10.3%),历史学2个(占6.9%),心理学2个(占6.9%),体育学、统计学、经济学各1个(占10.4%)。

  第三,从立项题目看,比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更微观和具体。从时间关键词看,近代出现1次。从地域关键词看,西部地区(3)、西北民族地区(2)、四川凉山彝族(腹心)地区(2)、西南边疆(边境)民族地区(2)、四川民族地区(1)、云南(1)、新疆(1)、农村(1)等都是研究重点。但是,和国家社科基金立项不同的是,专门研究国外禁毒的立项很少(只有一项研究欧盟的)。从学科关键词看,有法社会学(1)、经济人类学(1)。从主体关键词看,有吸毒人群(11)、青少年(2)、女性(2)、中国共产党(1)、吸毒青年(1)、吸毒人员子女(1)、特殊人群(1)、少数民族(1)。从专业性关键词来看,毒品犯罪出现的次数最多,达到了4次,社会工作、戒毒模式、强制隔离戒毒、心理矫治(干预、辅导)各3次,评估、干预、复吸各2次。很明显,这几个关键词分别代表了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禁毒研究的侧重点。

  (三)司法部课题禁毒立项的分析

  司法部负责司法行政戒毒(原劳教戒毒)工作,其设立的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部级研究项目12年共有4个禁毒研究立项,选题聚焦毒品犯罪和戒毒(戒治体系),分别代表了刑法学和行政法学两个二级学科对禁毒的研究侧重点。课题主持人梅传强、莫洪宪、包涵、胡江则都是具有刑法学科背景的学者,反映出刑法学科对禁毒研究的优势所在,以及该课题禁毒主题可能是归属刑法学二级学科来评审的。

  二、法学之外的各学科在禁毒方面的研究

  禁毒是世界性、综合性的研究课题。禁毒不能完全靠法律手段。禁毒研究需要多学科交叉,应始终以问题为导向,而不是以专业、学科为中心。近三十年来,法学之外各学科在禁毒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其成果是法学研究者不能忽视的养料。

  (一)史学界关于资料整理、禁毒通史、专史和地区史的研究

  中国禁毒史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在史料整理方面,《中国禁毒史资料(1729年—1949年)》内容丰富详尽。晚近的资料汇编中,《民国时期禁烟禁毒资料汇编》(50册)收录民国时期图书、期刊89种。除此之外,还有其他资料汇编出版。通史方面,有马模贞、苏智良、王宏斌、齐磊和胡金野伉俪、王金香、齐霁、邵雍、肖红松等的论著。近年来,中国共产党禁毒政策和实践是研究热点。专史和地区史方面,主要集中于清末、抗战、20世纪50年代初等时期。近年来,我国也翻译出版了一批译著,其中多是禁毒史或通论性的,研究当前现实问题的理论性专题性的译著比较少。

  (二)社会学界关于吸毒社会问题、吸毒人群和禁毒社会工作的研究

  关于吸毒社会问题、吸毒人群有夏国美、韩丹的论著。禁毒社会工作是实践中的热点,基本是边实践、边研究、边推广。2006年,唐斌完成了我国首部研究禁毒非营利组织的博士论文。近十年来,除了引进境外图书,国内一些社会工作领先地区(以上海、广东为主)的学术机构和社工组织出版发表了一批论著,总体来讲,主要是基本理论的介绍和实践操作案例。近年来,学界关注到行业标准问题,这意味着禁毒社会工作在中国正逐渐走向成熟。

  (三)民族学界关于边疆特别是西南、西北民族地区禁毒的研究

  除了对新疆禁毒的研究,民族学界主要关注西南民族地区的毒品问题。因为毗邻“金三角”,云南一直是全国禁毒工作的前沿,也是研究的重点地区。云南毒品问题的重灾区是边境地区,边境地区60%以上群众是少数民族,而毒品的泛滥也经常造成艾滋病的流行,成为影响边疆稳定和社会和谐的因素。一些学者对此做了深入的研究。近年来,因为四川凉山彝族地区毒品问题日益严重,也有不少学者对此予以关注,其中较有影响力的是我国台湾地区“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刘绍华的民族志研究。

  (四)心理学和体育学研究对戒毒工作的研究

  在吸毒成瘾是复发性脑病的观点成为共识之后,特别是法律上确立戒毒制度之后,如何有效戒除毒瘾并巩固和提高操守率,成为最为迫切的现实问题。十余年来,不少专家和实务工作者致力于从心理学角度预防、干预、矫治吸毒成瘾者,出版了一些专著。

  “运动戒毒”作为一种实现身体、心理双重康复的戒毒方式,被认为在改善戒毒人员的生理机能、心理功能和健全人格方面能发挥一定作用。“运动戒毒”的研究是实践推动的。2018年10月,司法部戒毒管理局制定下发《司法行政戒毒系统运动戒毒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在北京、上海等11个省市选取24个场所开展试点。2019年4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运动戒毒工作推进会上,司法部戒毒管理局要求将运动戒毒工作在全国推广。与此同时,体育界也有部分学者开始展开相关研究。

  (五)戒毒(成瘾)医学对戒瘾技术和制度的研究

  近年来,医学专家出版了一些有影响力的教材和体系书。在历次中国禁毒政策调整、吸毒成瘾为复发性脑病的定性、美沙酮维持治疗制度的建立和实践等方面,很多医学专家的观点被党和国家所采纳,医学专家代表我国参与了全球禁毒工作。

  戒毒医学研究吸毒成瘾的治疗,是医学和法学、社会学、心理学交叉的一门学科。药物成瘾被归入“临床医学”下的“精神病学”范畴,在精神科专业中属于“药物依赖”专业之下。在医学中属于三级或四级学科。戒毒医学的专家参与国家禁毒委和卫健委的全国药物滥用流行病学调查。相关专家主要集中于全国性学术团体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国家级综合性研究机构北京大学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以及各省的医疗机构、药物滥用监测、研究机构。

  (六)国外和全球禁毒的研究

  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世界三大毒品产地。早期研究“金三角”的论著较多,近年来有少数学者开始关注“金新月”,但研究“银三角”的论著相对较少。对禁毒国际法、欧盟、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等有个别学者研究。荷兰禁毒政策、美国大麻政策、国际禁毒合作和世界禁毒史方面,张勇安研究前沿且较深入。总体而言,我国学界对世界各国禁毒现状的研究相对较弱,特别是对俄罗斯、朝鲜、中亚五国等周边各国的研究十分欠缺。

  三、中国三十年禁毒法学研究的演进阶段

  “毒品”属于法律概念。其被发明(发现)之初主要用于医疗或娱乐。法律从“不干涉”到“禁止”毒品,反映的是国家意志,背后则有各种因素的角力。以我国为例,禁毒最初是国际法问题,而后通过双边和多边国际条约、国际公约,确立国家反毒义务,再通过国内政策和国内法来贯彻这种国际法义务。 纵观世界各国立法,针对毒品的非法流转都采用严禁(甚至设置死刑)的方式。毒品犯罪的立法常常随着毒情发展进行频繁调整。各国针对毒品犯罪通常采用特别刑法的立法模式,或者虽有刑法典,但又有专门的单行立法,在适用上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故禁毒单行法实际替代刑法典的规定。针对毒品消费问题即吸毒行为的法律认定和处遇,由于有社会因素和历史文化的影响,各国法律均有所不同。我国大陆地区遵循吸毒非犯罪化,即以《治安管理处罚法》为依据对吸毒行为予以行政处罚。但主动登记或接受治疗的,免除行政处罚。对吸毒成瘾者进行强制隔离戒毒、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与自愿戒毒,引进药物维持治疗以减轻危害。

  中国禁毒法学研究和中国禁毒法律体系的发展密切相关。因为我国禁毒立法的阶段性,三十年禁毒法学研究也相应形成了以下四个阶段。

  (一)起步于《关于禁毒的决定》

  1990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禁毒的决定》。研究者通常依据该决定的规范文本,从刑法教义学、司法适用和中外禁毒刑事立法比较的视角进行研究。例如,桑红华、欧阳涛和陈泽宪、赵长青、赵秉志、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等的论著。其中,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桑红华完成我国首个以毒品犯罪作为选题的博士论文(导师王作富教授),并出版专著。

  (二)97《刑法》修改前后出现研究高潮

  禁毒立法从起步到逐渐完善,进而体系化,整个禁毒立法是建立在刑法基础上的。1997年修改的《刑法》在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设置了第七节“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规定了12个具体罪名,吸收了之前特别刑法,特别是《关于禁毒的决定》中的刑事条款。禁毒立法的核心是刑法典及特别刑法,辅之以严格的行政管制。整个立法体系的精神是对毒品违法犯罪进行持续的严打。在上述背景下,禁毒法学围绕“毒品犯罪”主题,进行了基础性的研究。

  第一,刑法教义学的研究继续阐释刑事立法,并解决司法适用的新情况。这方面著作的作者主要有赵秉志、于志刚、蒋筑君、张辛陶、何颂跃、公安部等。

  第二,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开始兴起的禁毒犯罪学研究促使禁毒法学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末发生从教义学到犯罪学研究的转向。这方面较早成果有郑继旺的专著、郭翔主编的论文集。其中,在学界影响比较大的著作是崔敏和郭建安主编的两本著作,其共同特点都是立足实证调研。

  第三,出现了大型综合性的体系书,融合刑法教义学、犯罪学、侦查学、刑事鉴识科学、禁毒史的成果,这是禁毒法学研究相对成熟的标志之一。有代表性的是《禁毒全书》等。

  (三)2008年之前开始突破刑法学藩篱

  2004年4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专题研究禁毒工作,听取国家禁毒委的工作汇报,所有常委都做出指示,时任总书记做了重要讲话。2004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禁毒工作规划《国家禁毒委员会2004—2008年禁毒工作规划》,将我国禁毒方针修改为四禁并举、预防为本、严格执法、综合治理,其中增加了预防为本、综合治理。2002—2007年,公安部、国家禁毒办推动《禁毒法》的制定。2007年12月29日,《禁毒法》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自2008年6月1日起施行。《禁毒法》是禁毒工作的基本法,也是禁毒的组织法、授权法和戒毒法。《禁毒法》除了对刑事内容没有规定,对刑事以外的内容都做了框架性规定。2000年以后,97《刑法》禁毒条款没有变动。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大连会议纪要”)和2008年《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南宁会议纪要”)相继颁布。基于上述政策、法律变化,这段时期的研究有以下特点:

  第一,刑法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刑事政策。这段时期刑法学界的禁毒成果总体数量不多,相关专著主要集中在各罪的司法适用和相关洗钱、恐怖主义犯罪等问题。《禁毒法》立法过程中,法学界对吸毒行为是否应当犯罪化和吸毒者是否应当定性为罪犯有比较激烈的讨论,争议的核心问题是在法律上给吸毒者以病人、违法者、受害者“三重性”定性,以及如何科学合理地设置戒毒措施。

  第二,吸毒和戒毒的法律问题逐渐引起法学界关注。为了配合禁毒政策的调整,2004年国家禁毒办首次召开全国禁毒论坛并出版了相关论文集。姚建龙对戒毒制度发表过影响较大的论文。

  第三,毒品犯罪侦查本土化成果的涌现。较早是从编译美国的教材开始的,而后逐渐有了本土化的教材和著作,相关研究热点主要集中于证据、诱惑侦查等方面。

  第四,出现了地区性毒品问题和禁毒工作实证研究成果。例如,福建、贵州、上海等省市都出版过相应的专著或文集。

  (四)围绕《禁毒法》和《关于加强禁毒工作的意见》的研究

  《禁毒法》实施以后,我国逐渐形成以《禁毒法》为统帅,刑事立法、行政立法、社会立法三足鼎立的禁毒立法格局。2014年6月,习近平、李克强分别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和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国家禁毒委工作汇报,专题研究禁毒工作,就加强禁毒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14年6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禁毒工作的意见》(中发[2014]6号文件)。该意见是目前指引新时代毒品治理工作的最高政策纲领。

  近十年来,法学界出版了一些毒品犯罪领域的研究专著、注释性读本、青少年禁毒教育读本和通论性的专著或教材,包括一些体系书。

  刑事法方面的研究热点,主要围绕毒品犯罪的司法审判和辩护工作,以司法文件和司法解释的理解和适用、法院裁判的典型案例为核心。

  部分学者持续关注吸毒、戒毒领域的法律问题。例如,《禁毒法》生效不久,姚建龙、王利荣就已敏锐关注到《禁毒法》和劳教制度、《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之间的制度冲突,以及相关制度重构的法律问题,其观点颇有见地。褚宸舸的专著在学术界首次提出“禁毒法治化”的命题,认为应以现有禁毒法规范为中心,重视并化解法律规范中存在的毒品管制与人权保障之间的紧张关系。

  近年来,云南、贵州等省部分长期关注地方禁毒工作的专家侧重运用实证方法来考察地方的毒品问题治理及其经验。

  (五)目前相关研究队伍、机构、人才培养和学术交流情况

  随着三十年禁毒法学研究的积淀,西南政法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承担了“母机”作用,持续性地培养硕士、博士生,并形成了自身鲜明的学科特色。例如,西南政法大学培养了梅传强、王利荣、任惠华、褚宸舸、胡江、揭萍等,武汉大学培养了莫洪宪、何荣功、高巍、张洪成、黄开诚等目前活跃在禁毒法学研究一线的中青年研究队伍。在国内高校中,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云南警官学院、中国刑警学院、云南师范大学、云南大学、西北政法大学以及各地公安院校有一批学者长期从事禁毒法学的研究,专业性的研究教学人员30人以上。

  人才培养方面,有17所高校相继开设本科禁毒学专业(方向)。教学促进了相关学术研究的发展。伴随着专业学科建设,不仅禁毒学、禁毒法学教材开始出现,而且还出版了禁毒学专业中一些具体课程的教材。

  研究机构方面,西南政法大学毒品犯罪与对策研究中心2003年被批准为重庆市首批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17年西南政法大学、武汉大学和最高人民法院、国家禁毒办分别共建国家毒品问题治理研究中心、毒品犯罪司法研究中心。2012年西北政法大学成立禁毒法律与政策研究所,2018年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成立禁毒理论与政策研究中心等校级学术机构。上海、云南、广东的省级法学会分别成立禁毒方面的研究会,西安等副省级法学会也建立了禁毒法学研究会。

  学术交流方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禁毒教研室形成了“一会一刊”的模式,以文会友,同仁办刊。上海大学马斯托禁毒政策研究中心举办的国际性学术论坛也较有特色,该中心从2013年迄今以微信公众号形式定期发布的《禁毒参阅》起到很好的交流作用。

  四、中国禁毒法学研究面临的困境和不足

  (一)中国禁毒法学研究面临的学科和体制困境

  第一,研究资料信息获取存在体制壁垒。“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旦涉及实证研究或实证性资料的获取,禁毒工作体制对学术的影响力就显现出来。我国禁毒研究的力量主要集中在高校和实务部门(以公安、司法行政为主),两类群体总体来看,处在各自为战状态。

  研究所需的信息资源分配不均、公开不够。我国禁毒工作是公安牵头、齐抓共管,公安部通过国家禁毒委(其办公室和公安部禁毒局合署办公)主导禁毒工作和相关政策、立法,司法行政部门管理大部分强制隔离戒毒所。公安、司法行政系统学者在禁毒研究方面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体制优势,但是公安系统、监所工作的封闭性和保密性,也令其他政府部门、非公安院校的研究者在获取最新信息和数据方面有很大的困难。从事禁毒法研究,如果没有国家禁毒委、公安部、地方公安部门(禁毒办)、戒毒管理局(戒毒所)的支持,要做出高质量、有影响力的研究比较困难。这就对研究者综合素质的要求比较高,因为学者不能只是在书斋里,还需要和实务部门建立长期、良好、互信、稳固的合作关系。

  第二,学科层次低。在公安学和法学两个一级学科下,禁毒法学都属于较低的学科层次。一方面,禁毒学在我国学科目录里面,属于公安学一级学科侦查学二级学科下的三级学科。基于此,公安院校禁毒法专家大都归属侦查专业院(系)。在公安院校内部对禁毒学这种学科归属也存在争议,专家曾建议禁毒学应设置为公安学的二级学科。公安学设立一级学科并由公安部主管以后,研究主要围绕公安实战需要,禁毒学基础理论(基本原理、政策和法律制度)研究在应用导向下并未受到应有重视。禁毒法学因为属于禁毒学专业下的一个具体课程,也被归入四级学科。另一方面,在法学学科中,因为禁毒法学起步于刑法毒品犯罪研究的历史传统,禁毒法学被大多数人看作是刑法学二级学科犯罪学三级学科的一个分支。

  第三,成果的学科归属难。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立项中,近四年的法学类禁毒立项为零。笔者也曾粗略浏览中国法学会部级课题近五年的立项名单,未见到和禁毒有关的选题。上述情况至少说明,禁毒法学的研究尚未得到法学界的广泛重视,或者禁毒法学的学者及其成果没有得到法学界的充分认同,概言之,禁毒法学的研究在法学界比较边缘化。

  因为研究者按照学科或专业归属不同“单位”的体制,以及研究经费课题招标制的现状,目前绝大多数课题是按照一级或二级学科来归类申报或评审的。禁毒法学或毒品治理法律问题的研究到底挂在哪个学科申报,标书又由哪个专业学科领域同行专家评阅?一旦选择不慎,就会面临“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窘境。包括禁毒法学论文的投稿及评审、论著评奖、研究者人才项目申报等也面临类似情况。这种学科归属的困境,主要是因为现有学科体制不是按照问题和行业划分的。

  笔者认为,禁毒法学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对禁毒工作或毒品问题治理的研究,是跨领域、学科、行业的综合性法律研究。禁毒法学不是部门法学,也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但这不应该成为忽视禁毒法学研究的理由。

  郑永红谈到,目前禁毒学学术共同体存在着一定的松散性,对学科认同度不高,影响力弱等问题。因此必须加强禁毒学本体研究,推动学术团体的规范化建设;完善学术期刊、项目审批等过程中的同行评议制度,增强学术研究中的交流与碰撞等。对此观点,笔者虽然大部分认同,但也认为未必要增加学科的认同度,而是要走孙笑侠所倡导的问题导向、加强交叉、淡化学科之路。

  (二)中国禁毒法学自身研究的不足

  第一,缺乏理论广度和深度。法理学对禁毒的研究,重点应讨论禁毒、戒毒制度的正当性,相关法律规定、制度设计是否符合伦理道德。这和我国应用伦理学的研究内容有交叉之处。例如,如何看待吸毒,如何在法律上定性,有不同的价值选择。管制毒品的正当性问题从二战后至今,在西方法学界备受争议。其原因是触及了国家与个人关系的价值选择,这属于自由主义敏感的神经。国家限制个人自由的正当性、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限制、道德的法律强制等,都是研究的焦点问题。若翻检英语世界的著作,就会发现对这些争议问题的研究汗牛充栋。但是,这些法理学问题在中国法学界受到普遍忽视。究其原因,恐怕与法文化心理,特别是中国近代史叙事中鸦片祸国殃民的角色、吸毒者在我国长期被妖魔化等因素有关。在我国,只有包括笔者在内的极少数学者公开提出要保障吸毒者人权。部分民众和学者还在呼吁将吸毒行为犯罪化。

  宪法不仅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而且是衡量法律良恶的标准。宪法学对禁毒法的研究,旨在关注相关法律、法规是否符合宪法精神和规定,讨论自由的界限以及对法律限制的再限制。从合宪性审查角度来审视,其实很多禁毒问题都值得研究。近年来理论界和实务界普遍关注的毒品定义问题,已经有学者关注,写出了重要的论文。其实,毒品定义是一个典型的宪法学问题。再如,我国的强制隔离戒毒制度在设计上存在过度适用、二元管理模式、缺少有效的司法救济途径等宪法问题。

  第二,法教义学精耕细作不够。法教义学立足法律规范,站在法律体系高度,对具体的禁毒法律规范进行解读、阐释、比较,并分析规范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研究法律规范所建构起来的各种制度,研究法律规范适用中的各种问题。以往刑法学界对各种具体的毒品犯罪的研究,就属于此类。这也是我国禁毒法研究的主体。因为《禁毒法》《戒毒条例》对戒毒体制变动较大,法律规范的剧烈变动,使得之前很多立足原有法律规范的研究成果的价值“灰飞烟灭”。而且在吸毒非犯罪化的背景下,戒毒属于行政法问题,但行政法学界对此似乎研究甚少,刑法学界的关注主要还在于罪刑的配置问题。所以,《禁毒法》《戒毒条例》颁布之后,结合新颁布的各种规范性文件,学界对吸毒管制(戒毒制度)的研究远远不够,从目前已有成果看,连表面繁荣的程度都达不到,更勿论精深的研究。

  2011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曾调研禁毒法实施情况。2012年6月,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关于禁毒法实施和禁毒工作情况的报告》。2016年10月,国家禁毒办启动禁毒法修改工作。笔者曾谈到,《禁毒法》实施10年来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有些问题是立法本身的,但更多问题是现实和立法之间的冲突,即现实发生了重要变化,促使法律层面要做出必要的应对和修改。通过《禁毒法》修改,提高禁毒法治化特别是立法科学化、规范化的程度,特别是解决好政策和法律之间冲突,将国家禁毒政策部分内容予以法律化。同时,解决法律和实践之间的冲突,将禁毒实践中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予以法律化,从而实现禁毒领域依法治理,解决禁毒实践工作在法律依据方面的困境,完善国家禁毒体系和提高毒品治理能力。

  第三,政策研究需要强化。政策学的研究不应该只能学习不能讨论,只能解读(肯定),不能批评(否定)。关于中国禁毒政策的研究,过去只有李文君和笔者等少数学者关注。其实,禁毒政策学很多基本问题,至今还鲜有人研究。例如,“禁毒(的)人民战争”1991年6月24日提出至今近30年了,全国上下都在用这个概念,但这个概念的内涵是什么,30年间这个内涵外延发生了什么变化,至今很少有人刨根问底做出精深的研究。习近平同志指示“中国特色的毒品问题治理之路”,赵克志代表国家禁毒委提出“六全”毒品治理体系已经一年半,笔者尚未见到全国公安系统、禁毒学界发表一篇文章具体解释、阐发、研究以下问题:什么是中国特色的毒品问题治理之路,换言之,毒品问题治理的“中国特色”呈现在哪些方面?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和毒品问题治理是什么关系?国家禁毒委2018年提出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社会共治、公众参与的禁毒工作格局”和其一年后提出的“共建共治共享的毒品治理格局”所指代的内容是否相同,两者是什么关系?“六全”毒品治理体系具体如何来理解,其六个方面之间又是什么逻辑关系?全球毒品治理、国家毒品治理和城乡社区毒品治理的联系和区别是什么?全球毒品问题和国家安全、社会安全、国际关系有着怎样的互动?令人遗憾的是,这些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禁毒实务界往往将其作为一般性的政治话语而忽略,也几乎没有被设置进禁毒学界、法学界的议程或课题指南,没有得到理论界足够的重视、研究。

  通过上述30年研究的宏观梳理,笔者深刻感受到,中国法学界应当深入领会“中国特色的毒品问题治理之路”的深刻内涵,以问题为导向,淡化学科并进行跨学科研究,构建学术共同体,深入推进禁毒法学研究。以新中国建立70周年为新的起点,密切关注毒品问题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加快修改完善《禁毒法》等法律法规,做好实践总结、理论提炼、政策研判工作,创立、创新中国特色的禁毒(法)话语体系。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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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褚宸舸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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