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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规范研究统领下的刑事诉讼法学研究方法
2020年01月07日 10:01 来源:《政法论坛》(京)2019年第2期 作者:徐阳 字号
关键词:规范研究/非规范研究/社会实证方法/法教义学

内容摘要:

关键词:规范研究/非规范研究/社会实证方法/法教义学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尽管社会实证研究是对制度运行、理论实效进行检验的科学方法,但它不是刑事诉讼法学基础性研究方法,只是在基础性研究方法统领下的基本研究方法之一。规范研究是刑事诉讼法学基础性研究方法。其理由在于:这源于所有部门法学研究的共性规律;刑事诉讼法律规范对诉讼活动有显著的构建功能;规范研究是能够实现刑事诉讼法学理论增量的研究方法。法教义学研究是刑事诉讼基本研究方法,是司法取向研究的基本范式。规则、学说和案例三位一体、齐头并进,构成法教义学研究的完整视野。程序裁判的缺席、案例来源的匱乏,使刑事诉讼法教义学视野残缺。全视野的刑事法教义学需要理论与实务的合力推动。立法取向的研究更具有开放型,应倡导多元方法综合运用。

  关 键 词:规范研究/非规范研究/社会实证方法/法教义学  

  项目基金:此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刑事诉讼法学方法论及运用”(项目号为13YJC820087)和辽宁省2017年特聘教授课题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自1979年第一部刑事诉讼法颁布以来,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经过四十年积累,目前已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良性发展的新阶段。特别是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司法体制改革进行了全面部署,成为推动刑事诉讼法学发展的又一契机。刑事诉讼法是国家机关的权力配置法,程序问题和体制问题密不可分,在司法体制改革大势之下,刑事诉讼法学界对“审判中心”等关涉体制改革的重大命题,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新一轮争鸣。然而,与刑法、民法等部门法学高度关注方法论研究相比,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还缺少对本学科研究方法进行探究的自觉。关于刑事诉讼法学研究方法的成果数量很有限,契合学科特点的高质量研究,更是凤毛麟角。这显然已成为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短板。

  对法学方法论研究的态度,学界历来存在分歧。对之大加贬斥的,如拉德布鲁赫在《法学导论》中所言“就像因自我观察而受折磨的人大多是病人一样,有理由为本身方法论费心忙碌的科学,也常常是病态的科学,健康的人和健康的科学并不如此去操心去知晓自身”[1](P.169)。更有激进的有学者认为,方法论是“儿童游戏”,刻板的技能训练将压抑人的独立性与创造性,使人变得愚钝[2](P.148)。但是,科学之所以为科学,总是与理性方法相伴而生。“方法论是一切科学研究具有基础、动力和桥梁作用的元理论”[3](P.7)。“假如没有对科学目的与方法的反省,没有对科学提出的答案可靠性及可检验性的反思,我们便放弃了科学之所以为科学的核心内容。”[2]方法论固然不是达至真理的捷径,运用好方法的,未必就是好的研究成果,但方法论研究将为一个学科确定基本研究规范,这是一个学科成熟的标志。正如张文显先生多年前所言:“法学之不成熟和不发达的主要表现在于它还没有形成或构建起具有共识性的研究规范。”[4](P.367)刑事诉讼法学方法论的研究无法直接为推进刑事法治建言献策,但长远而言,它作为夯实学科研究基础的工作,其意义深远并且不可或缺。我国刑事诉讼法学方法论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希望本文对形成学科研究规范有所助益。

  一、社会实证研究“显学”趋势之省思

  (一)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运用社会实证方法的热潮

  近年来,“有理无数慎谈学术”的观念被刑事诉讼法学界所接受。在1979年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起步之后的一段时期内,的确呈现出“有理无数”的状态。针对法律进行文本分析、政策解读,是初始的研究路径。当时这种立足于法律条文的研究简明而质朴,通常将刑事政策作为法律正当性的论证理由,甚至在论文中不加任何注释,学术含量比较低。这就是宋英辉教授所说的以“注释刑事诉讼法学”和“对策刑事诉讼法学”为研究路径的时期。正如当年宋英辉教授在著作中所期待的那样,随着学术积累增加,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路径开始向“刑事诉讼法理学”转型。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刑事诉讼结构、刑事诉讼目的、刑事诉讼价值、刑事诉讼原则等刑事诉讼基本范畴的研究不断涌现,刑事诉讼法学基础理论初具规模。这其中,不论在原理,还是在制度研究中,均大量体现出对国外理论研究成果和制度经验的借鉴,比较研究的特征非常突出。从国际视野到中国问题的目光流转之间,“相对合理主义”的制度完善进路成为广受认同的学术范式[5]。

  21世纪之后,中国开放程度日益加深,网络技术日益发展普及,刑事诉讼法学界有更便利的渠道、更充分的信息来源去了解国外理论和制度发展。越是了解就越是理性、不盲从,经过四十年的学术历程,刑事诉讼法学界形成了中国学术自信,不拘泥西方的理论思维、制度框架、话语表达,刑事诉讼法学界在“问题”与“主义”之间进行着更为深刻的中国化学术思考。显然,仅仅不断在“问题”与“主义”之间简单切换,是远远不够的。如何将两者贯通,在解决现实问题和理论增量上实现良性互动,才是“王道”。刑事诉讼法学界一直在致力于这方面的学术实践,近年来社会实证方法在刑事诉讼领域的兴起,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初衷所进行的探索。

  通过对以往研究路径的反思,刑事诉讼法学界认识到,侧重学理、制度规范等知识层面的研究,忽视经验、实践层面的归纳,缺少相关的研究工具,是我们学术研究的短板。为弥补这一短板,社会学中的实证研究方法,正是最应借鉴的有效研究工具。左卫民教授从知识类型学角度,将常规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界定为“比较法学”和“意识形态法学”——两种既区别又关联的理论范式。[6](P.127)左教授认为这两种范式的“形式主义”思维潜在的问题是:没有充分关注中国的具体实践,忽视非法律因素和资源差异对制度运行的影响。因此他认为,“有必要走出以上两种研究范式的樊篱,以认识中国刑事诉讼实践为出发点,来寻求刑事诉讼制度合理化的可能路径”[6](P.129)。对中国刑事诉讼实践进行科学评价必须借助于社会实证研究方法。

  目前刑事诉讼领域中借助社会实证方法进行的研究,已蔚然可观。宋英辉、左卫民、陈瑞华、陈卫东等教授均在实证研究方面颇有建树,陈光中先生近期也有实证研究的论述发表。有学者对2014年至2015年的主要法学学术期刊中发表的论文进行分析,在573篇运用社会调查方法的论文中,刑事诉讼和刑事司法领域的论文占据数量上的一半以上。①有学者将社会学的风险评估、统计学的数学建模等方法,运用于刑事诉讼领域的研究[7]。笔者对2015年至2017年CSSCI收录的21种法律核心期刊进行统计,其中运用数据分析方法的刑事诉讼法学论文有103篇,在全部479篇论文中占22.5%。同时间段,在《中国法学》和《法学研究》两种权威期刊中,刑事诉讼法学论文共47篇,运用数据分析的论文有22篇,占比达到46.8%。当下社会实证研究的“大势”,形成了对以往研究方法短板的“矫枉”。

  刑事诉讼领域社会实证研究的兴起符合学术发展规律,体现了刑事诉讼法学界的学术自觉,同时也有诸多客观条件促成了这一研究路径的转向。首先,中国社会始终处于变动不居的变革之中,这使得法律与法学都必须跟进社会变革,进行因应性调整。苏力先生在多年前曾预言:“社科法学必定会在中国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甚至比欧美国家的法学研究更倚重这种方法,因为“真正决定法学发展的是社会面临的问题,而不是学术尖端”[8](P.20-21)。社会转型期的法学更多体现出因应特质,关注现实动态与经验的研究方法更适应问题导向的研究需求。其次,自上而下推进刑事司法改革过程中,改革方案试点实效性检验倚重于科学的社会调查方法。当下刑事司法领域的制度改革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从2014年中共中央大力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体制改革之后,全国人大陆续推行了陪审制改革、速裁程序、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等试验性立法。试验性立法模式既是推进制度改革的方式,也是通过试错、纠错来完善制度设计的举措。如何通过科学的方法使试点方案的效果得到客观显现,事关试验性立法模式能否发挥应有作用,甚至直接关乎试验性立法的成败。不论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还是理论界都对实证调查方法给予高度关注。再次,其他法学学科对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和关注对刑事诉讼法学产生了很大影响。朱苏力、季卫东、朱景文、侯猛、贺欣等学者,贡献了非常令人瞩目的法理学实证研究成果。朱苏力教授主编的集刊《法律和社会科学》,形成了法律社会实证研究最具影响力的学术阵地。法理学近年来所热议的“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之争,②力证了一个事实:法理学界对社会实证研究已经形成了高度的方法论自觉,通过不同研究路径的对话交锋,社会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将更加理性成熟。2000年白建军教授在《中国法学》发表“论法律实证分析”一文,可以说引领了部门法学实证研究之先河。民法学界对社会实证研究方法给予很大关注,从方法论角度进行了有益探讨[9]。刑事诉讼法学界也加入到了社会实证研究的主流之中,顺应了法学研究之大势。最后,我们置身于一个公共信息公开程度日益提升的网络时代,大量公共信息为数据分析提供了可利用的素材。最高人民法院大力推进审判公开,要求2014年以后除特殊情形外,各级法院判决书一律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开,此举措为以判决为基础进行数据分析创造了极大的便利条件。刑事诉讼领域掀起了针对判决书进行数据分析的研究小高潮。

  值得注意的是:刑事诉讼领域所推崇的社会实证研究,更强调运用社会调查手段中的“定量”研究,甚至有些学者在刑事诉讼领域中探讨方法论问题时,直接将社会实证研究等同于以数据统计为主要手段的定量研究。③“定性”研究的法社会学方法,并未引起刑事诉讼法学界太多关注。在社会学领域,主流观点认为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应当有机结合。④在刑事诉讼领域,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关系的思考,却并未有效进行。⑤定性研究是人文社会科学普遍运用的研究范式,韦伯指出,社会科学“以解释的方式理解社会行动,并将据此而通过社会行动的过程和结果对这种活动作出因果解释”[10](P.15)。作为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定性研究是在自然情境下收集资料的方法,通过研究者的亲历观察、体验、与研究对象互动,对行为、事件进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在研究旨趣上,定性研究与法学研究更加契合。量化研究中的大量数据材料,如果不加分析可能不能直接作为支持某一观点的论据,而定性分析却可能直抵某一问题的核心,例如:在某一特定的案件情境中,值班律师的法律援助能否满足犯罪嫌疑人实际需求?在达成刑事和解案件中,声称谅解了被告人的被害人是否真正释放了仇视情绪?

  (二)社会实证方法的功能定位

  在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数据收集、汇总、统计学的数据模型、数据分析、访谈、实验设计与操作等均可以通过学习掌握,或者直接聘请这方面的专家提供技术支持。但是,符合社会学研究技术规范的刑事诉讼领域的实证研究,就一定是高质量的研究吗?这个问题需要谨慎做答。评价高质量刑事诉讼法学研究成果的标准一定不应该仅仅是纯粹的社会学研究技术标准。刑事诉讼法学学者能不能直接掌握社会学研究的技术手段,不是关键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有效利用社会实证研究手段回应刑事诉讼法学领域的理论与实践需求。

  1.社会实证方法对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意义

  刑事诉讼法学有鲜明的实践导向,刑事诉讼法学制度和理论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社会实证研究方法,为某一理论运用于实践中的效果检验,提供了客观、精确、可操作的技术准则。法学研究理应坚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科学态度。如果没有基本的技术遵循,所谓实践检验可能会蜕变为一场自说自话、甚至自欺欺人的话语游戏,陷入主观臆断的虚妄之中。社会学研究在技术层面特别强调研究者“价值无涉”、立场中立,有很多技术原则、经验可资刑事诉讼法学借鉴。例如:社会学研究中,调查者很难控制自然状态下的变量和被实验者,而人为控制环境又有可能使实验结果扭曲。当被试者知道正在被别人研究时,他们会改变自己的行为,被称为霍桑效应[11](P.65)。

  刑事诉讼领域中带有明显倾向性的改革试点,很容易落入霍桑效应的陷阱,其研究的信度和效度在技术层面会遭到质疑。有学者指出,刑事诉讼领域的实证研究往往需要与司法部门合作,“这些部门出于政绩考量,未必愿意将真实问题暴露给研究人员,样本的随机性和调查的中立性很难得到保证,研究结果的效度和信度有待检验”[12]。还有学者认为实证研究存在“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倾向”“竞争压力”“权力寻租”“组织压力”等方面风险[13](P.166-168)。对刑事诉讼实证研究成果的理论增量意义,应持谨慎乐观态度。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学者们应自觉强化社会调查技术的训练,避免成果低质量循环出现的泡沫。如何实现社会实证方法的刑事诉讼化,即在方法论层面探究适用于刑事诉讼领域的社会调查规范,形成系统的“操作手册”,⑥对提升刑事诉讼领域实证研究的整体水平至关重要。

  符合技术规范的社会学定性研究,可以为刑事诉讼法学中某一命题提供直接的社会事实层面的论据。大量个案之间的内在联系,需要运用统计学工具加以描述。通过数据分析发现现象背后的必然和共性,这就是“上帝用数学语言描述世界”的玄机[14](P.7)。在中国自上而下的法治推进过程中,制度运行面临的困境是,“将先验的理性统一强加于实际异制的法律经验”[15](P.66)。站在构建主义的立场,理论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也不完全是个自然历史过程,越是能够运用科学的社会测量工具,确定理论偏差,就能越及时有效地调整回应,寻找到更合理的制度方案。

  2.社会实证方法的功能局限

  区分实然与应然在法学研究中有重要价值[16](P.27),社会实证研究方法的确是揭示法律世界中实然与应然差距的有效方法。但是,确定刑事诉讼实践与刑事诉讼制度的差距,并不是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如何通过制度手段、司法、执法策略促进实然向应然的回归,才是我们的目标。方法为研究目标服务,立足于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目标,社会实证研究方法或许是必要的,但却不是充分的研究方法。遵循实证方法的技术规范,能够实现韦伯所讲的社会学研究中的“价值无涉”,保证研究的客观立场。然而,社会学不仅以客观事件为研究对象,同时也研究主观事实—事件对人的意义。因此,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学领域对数据量化的研究范式进行了批判,数字崇拜被破除,注重定性分析的人文主义解释范式得以形成。

  社会实证方法运用过程中,想要得出在刑事诉讼领域有效的研究结论,实证方法本身难以做到自洽,数字的“魔力”想要得以施展,就必须借助刑事诉讼理论、经验,以融通的方式与刑事诉讼的知识体系建立有机联系。如果不能借助一定的理论工具对经验素材进行有效分析,经验素材就只是事实的堆砌,其研究价值无法彰显。“把理论和经验对立起来,只有形式上的意义,在现实知识产生中,这种二元对立不仅是虚假的,而且是有害的。有质量的知识生产需要理论想象力与现实经验的交融,这是一种把现实的复杂能量注入理论,把理论的穿透力导入经验的双向过程。”[17]有纯粹的定性研究,却没有独立的定量研究。不论从社会实证研究的内部、还是外部,我们都应该认真思考方法论意义上定量实证研究的功能及它与其他研究方法的关系。

  基于上述社会实证研究方法在法学及刑事诉讼法学领域的功能认识,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社会实证研究方法在刑事诉讼法学方法体系中,并不处于基础性地位,因为它不能直接生成刑事法学知识。以价值无涉的立场,对实践进行经验描述,并不产生理论上“惊心动魄的跳跃”。实际怎样,不等于应当怎样。同样,对事实的科学描述,不等于对事实的规范意义进行了充分探究。只有运用刑事诉讼法学特定的研究范式,才能有效地促进刑事诉讼法学理论的增量发展。社会实证方法是刑事诉讼法学理论的一种检验工具,这也恰恰说明它的辅助作用。其次,社会实证研究方法本身不具有自洽性,在刑事诉讼领域它只有与刑事诉讼理论、知识结构有效衔接,才能发挥作用。刑事诉讼领域的社会调查方案中,首先应有明确的研究目的,体现刑事诉讼法学中的问题意识,否则社会调查就会无的放矢。研究指标和变量设定,均由研究目的决定,体现某一理论体系内在要素的结构关系。例如:调查公诉的质量,核心的指标是裁控一致、罪名变更、无罪判决——依据的是控诉范围与裁判范围的耦合关系。最后,社会实证方法不是惟一的实践检验手段。社会实证方法通过对外在于规范的事实进行描述,寻求的社会效果与理论预期之间差距,这是一种制度外部的检验。这种方法虽然能科学地呈现事实状态,但它是单向度的事实测量和描摹。司法过程中规范与事实的互动,是另外一种实践状态,也应以另外的方式进入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视野。⑦

  在刑事诉讼方法体系中,社会实证方法不具有基础性、统领性作用,它是在刑事诉讼基础性研究范式统领下的基本研究方法之一。失去了刑事诉讼基础性研究范式的统领,运用社会实证方法形成的成果将丧失刑事诉讼法学研究成果的属性。

作者简介

姓名:徐阳 工作单位:辽宁大学法学院

职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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