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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英国法律知识的大众传播及其中国影响 以《人人自为律师》的译介为例
2019年12月12日 11:25 来源:《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 作者:冷霞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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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冷霞,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

  内容提要:《人人自为律师》是17~19世纪英国兴起的法律自助书籍。此类书籍以英国近代兴起的人文主义、自由主义、平等主义思潮以及新教理念为精神源头,以法律语言的通俗化、法律形式的简明化以及法律职业的民主化为目标,致力于法律知识的大众传播,塑造了近代英国法律大众化的亚传统。至19世纪80年代,《人人自为律师》读本由晚清维新思想家胡礼垣译为《英例全书》,成为英国法在中国的首次全面译介,并且诠释了晚清中国对法律大众化的本土化理解。

  关 键 词:人人自为律师/英例全书/英国法/法律大众化

  标题注释:本文系作者参与的、李秀清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评论》与十九世纪末西方视野中的中国法”(项目号15AFX00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导论

    法律精英化与大众化的路径选择并非中国现代法治转型中所遇到的独有问题,在素以法律精英化、职业化面貌示人的英美国家,也始终存在着法律大众化的吁求和探索。近代以来,英国兴起的法律知识的大众传播运动即为其重要实践,该运动以“人人自为律师”为号召,以同名法律自助书籍为载体,奏响了英国大众法律文化的主旋律。并且,与近代政治民主化的浪潮相呼应,《人人自为律师》读本的影响力日益扩大,不仅在美、澳等英语国家普遍流行,而且也成为英国法在近代中国传播的重要媒介。但在文本译介的过程中,法律文化的差异与语言的分歧,导致了英国版本和中国版本从文字到内涵的重要差异,使得该文本在中国具有了与其母国迥异的意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所关注的“法律精英化与大众化”的论题与一度引发中国法律学者激烈争论的“司法精英化与大众化”论题并不相同。“司法精英化与大众化”涵摄范围在于司法领域,关注的焦点在于司法权力的归属问题。“法律精英化与大众化”关注的是司法权力归属之外的另一个问题,即“作为一种知识的法律应当为人民所享、大众所知还是被垄断性地掌握在法律职业精英的手中?”

  在英国,司法领域自始就呈现出精英化与大众化并存的特征,一方面,由职业律师遴选产生的英国中央法院法官成为英国司法职业化、精英化传统的象征;另一方面,参与司法审判的陪审团以及负责基层司法的治安法官被视为英国司法民主化、大众化的代表。

  尽管如此,作为一种知识的法律始终掌握在法律职业精英的手中。律师公会对法律职业进入门槛的把持、混杂拉丁语和诺曼法语的晦涩难懂的法律语言、在大量拟制基础上发展出的迂回曲折的技术性程序以及浩如烟海的判例法渊源,这些都使英国法成为一种被法律职业精英高度垄断的知识。正是凭借这种垄断性知识,柯克可以力拒詹姆斯一世对普通法审判的干预。但与此同时,英国的法律职业精英们也可以凭此知识垄断享有巨大的权力和高额的收益,英国民众则不得不忍受由这种信息垄断所带来的高额诉讼成本。尤其对于英国中下层民众而言,法律的不可知和司法的不可享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法律上的压迫和不公,自由和权利的不可得。因此,对英国法律职业精英垄断法律知识的反抗构成了近代英国法律知识大众传播运动的首要目标。

  二、“人人自为律师”的理想:精神溯源

  “自为律师者自愚”(A man who is his own lawyer has a fool for his client)这一法谚正是对英国法律职业长期以来都呈现出精英化、职业化的特质的凝练表达。但自16世纪开始,法律大众化、民主化化约为“人人自为律师”(every man made his own lawyer)的有力口号,向英国法律职业者对法律知识的专业垄断发起了挑战。

  (一)托马斯·莫尔的理想

  英王亨利八世的大法官托马斯·莫尔爵士被认为是“人人自为律师”的法律大众化理想的首倡者。在其所著的《乌托邦》一书中,莫尔描述了一个理想之国,在这个国家中:

  他们的法令很少,因为对于受过这样教育的人民,很少的法令已经够用了。他们发现其他民族的主要缺点是,几乎无数卷的法令和释文还是不够。用浩繁到无人能卒读以及晦涩到无人能理解的法令去约束人民,乌托邦人觉得这是极不公正的。而且他们把巧于操纵案情和曲解律文的全部律师逐出。他们认为一个当事人最好把拟告知律师的事由直接向法官陈述,为自己的案件辩护。当一个人未经律师欺骗手法的教唆,自理讼事,而法官则善于权衡各种陈词,帮助老实人挫败狡狯分子的诬告,这样,事实真相易于明白,不容任何含糊。其他国家难以获得这种有利条件,由于其法律是大量而繁复的。可是在乌托邦,人人自为律师。①

  简明的法律形式、浅显的法律语言以及人人自为律师这三点构成了托马斯·莫尔法律大众化理念的核心。莫尔的这一理念以彼时兴盛的人文主义为思想基础,却与其法律人的职业身份,及其最终为之以身殉教的天主教信仰,都存在着内在的冲突。

  相比之下,莫尔坚定反对的新教则在人文主义思想的涵养下为法律大众化理念提供了更为充分的理论资源。新教的核心教义有三点:独尊《圣经》,因信称义,信徒皆牧师。《圣经》被视为基督教教义的最高权威和唯一依据,信徒个体通过对本国语言版《圣经》的阅读领会神意,只凭信心即可得救,因此,信徒人人均可为牧师,教会并不独占对宗教信仰予以诠释的垄断性地位。

  从宗教领域的“人人均可为牧师”到法律领域的“人人自为律师”,内在逻辑的一致性不言而喻。而为了实现这一理想,法律大众化理念的秉承者们也大多主张编撰一部简洁的法典以及法律语言的通俗化。显然,法律大众化理念与新教思想有着密切的关联:法典堪比《圣经》,牧师的非职业化被推演为律师的非职业化,以本国语言版的《圣经》来代替拉丁文版的圣经则与法律语言通俗化的主张一脉相承。随着英国宗教改革的推进,新教理念在英格兰占据优势地位的同时,法律大众化理念也在英格兰获得了更多的拥趸。

  (二)约翰·李尔本的改革理念

  至17世纪中叶,法律大众化成为英格兰多个政治派别和宗教团体的共同诉求。在当时不断变幻的政治风云中,最为激进的平等派(The Levellers)扛起了反对法律职业主义、主张法律大众化的大旗。该派代表人物约翰·李尔本(John Lilburne)明确地提出了“人人自为律师”的理念。②

  李尔本从自由主义和新教个人主义的立场出发进行论证。基于自由主义的立场,李尔本主张,每个生而自由的英国人都有自为律师的权利。从其新教信仰出发,李尔本主张法律应当是可为普通人获得并且理解的,而非博学者的专属领域,因此所有的法律运作都应以英语而非拉丁语和法律法语进行,应当将芜杂繁荣的英国法简化为篇幅短小、内容明晰的法典。他批评律师们试图“通过浑水摸鱼的方式将王国的财富攫取入自己的手中,他们鼓励人们进行非法和引起争吵的诉讼,为了巨额报酬而为邪恶的事业辩护,拖延诉讼,使人们陷入漫长的诉讼之中”。③对于这一乱象,他诉诸“所有信徒皆牧师”这一新教教义,主张新教徒在阅读国家语言版本的圣经时进行自我判断的习惯同样应适用于法律,由此自然推演出了“人人自为律师”的结论。④

  李尔本的法律改革理念影响了内战期间的法律改革举措。残余议会为推进法律改革而于1652年1月成立了黑尔委员会,其推出的法律改革计划中就包括了用白话英语制定法律以及法律法典化的内容。⑤虽然这些改革举措终因克伦威尔解散议会未能实现,但废除以法律法语进行诉答这一成果得以保留,人们认为以英语诉答有利于打破律师的垄断,增进人民对法律的认知。⑥

  (三)乔治·福克斯的演说

  虽然黑尔委员会的改革计划大多夭折,但李尔本所主张的法律大众化以及“人人自为律师”的理想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成为了贵格会的信条。贵格会于1652年由乔治·福克斯创立,该派主张人人平等,反对职业牧师,反对一切外在形式上的圣礼和教规,是英国诸多新教教派中最具有平等精神的一脉,但也因此长期都被视为一支激进的异端教派,在英格兰屡受宗教压迫。

  1659年,乔治·福克斯向英格兰议会发表了一个言辞尖锐的政治演讲,其讲稿名为“59项规制宗教事务、取消压迫性法律和压迫者,以及解除压迫之细目”,⑦其主旨在于呼吁议会立法取消宗教压迫。由于坚持不同于国教的宗教见解,贵格会的许多规定与英格兰法存在冲突,例如拒绝在法院中摘帽致敬、为求平等而在法庭上不以尊称称呼法官、上法庭和作证时拒绝起誓、拒绝在出庭时聘用律师。这些教规都有藐视法庭之嫌,往往导致贵格会信徒因此而遭受法律的惩罚,轻则遭罚款、没收财物,重则锒铛入狱。据统计,从1650年到1689年,至少15000名贵格会教徒被捕入狱,超过450名贵格会教徒惨死狱中。福克斯本人也曾数度入狱,甚至因宗教信仰而遭受法官的嘲笑和严酷对待。⑧有鉴于此,福克斯在演讲中呼吁消除对贵格信徒的法律压迫,反对职业律师,主张改革法律语言,推动法律大众化。相关内容如下:

  ……人们不因未在代理律师的陪伴下出庭以及宣誓而被监禁(第3条);

  人们不因未在代理律师的陪伴下出庭而被监禁,此人已经亲自出庭,并未生病或远在海外。(第4条)

  人们不应以一种不知名的语言说话。(第6条)

  英格兰的所有法律都应以一种已知的语言表达,这样每位乡民都能在诉讼中自行诉答,而无需律师,或者支付费用……让敬畏上帝并且憎恶贪婪之人决定并且处理所有地方的民众的事务,分文不取……民众支付8便士购买一张纸,上面的内容不超过15行,让这种压迫终结。有些律师未收到10、20或30先令就不会告诉人们关于法律的寥寥数语,让为此恶行的律师们远离。(第14条)

  无论牧师还是律师都不应收取……报酬,但如果任何人要布道或阅读法律,让他自由行事,因为上帝是自由的上帝,他的子民是自由的子民,基督是自由的基督,赋予自己自由。任何人从他那里自由获得之物,他将自由地给予他。因此……这是制止所有使得法律和圣经成为一门行当的办法:如果有任何人要阅读法律或圣经,让他自由行事……(第42条)

  不要再行所有只以赚钱为目标之事……不要让布道成为一门生意……不要让法律被买卖。不要让那些没钱就不行正义之人处理法律事务,因为那些人不会行正义之事,而是为了金钱而偏袒富人、压榨穷人,他们会让人们陷入漫漫长诉,由此正义的诉讼遭受损害,且经常被推翻。(第44条)

  上述福布斯关于法律的主张,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第一,正如布道不应被当成一门生意一样,法律也不应被当作一门生意,因此,正义的实现、法律业务的进行,不应当收受报酬。如果为此收受金钱,就是一种压迫。第二,正如人人都可以通过自行阅读圣经而感受上帝之灵一样,人人都可以通过自行阅读法律来理解法律,为自己辩护。第三,因此,出庭并不需要律师的陪伴。第四,基于同样的理由,英国法应当采用通俗的用语来表述,而不应当使用不知名的语言——艰涩难懂的法律法语。显然,贵格派在反对职业牧师制度的同时,也反对职业律师制度,支持对法律的自我学习、自我实践,支持法律语言的通俗化。这一立场与约翰·李尔本的主张可谓一脉相承。

  总之,从托马斯·莫尔到约翰·李尔本,再到乔治·福布斯,他们为以“人人自为律师”为核心的法律大众化理念注入了人文主义、自由主义和平等主义的精神,并且将其从一种寄托于乌有之乡的纯粹理想,转变为政治观念与宗教信仰,落实为政治家的改革实践与宗教信徒的行为准则,具有了进一步成为现实的可能。具体而言,他们一致主张,通过法律语言的通俗化和法律形式的法典化来实现“法律的可知”,通过律师职业的民主化来实现“司法的可享”。

作者简介

姓名:冷霞 工作单位:华东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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