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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法官僚法制理论争辩的当代反思与重构
2019年12月03日 10:26 来源:《天府新论》2019年第1期 作者:谢红星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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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谢红星,法学博士,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法律史。南昌 330032

  内容提要: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和法家对新兴职业化官僚的知识结构、品德修养、仕宦作为、守法用法进行过充分的论述和争辩。儒家“士道”期待职业官僚由士君子构成,普遍具备士君子的知识、人格、德性、素养;法家“吏道”则期待官僚是精通专业、忠君尽职、刚猛为政、以死守法的良吏干才。传统中国“官吏两分”、“官尊吏卑”却又“吏强官弱”,论者多归咎于科举选官以诗词歌赋或经义为内容、严重脱离行政实践的选拔标准及由此导致的儒生官员的知识结构,但从根本上说,人文知识和专业知识之间并无真正的高下之分,官僚的气质、境界、人格魅力对行政管理的襄助,绝不在他学到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之下;职业公德和个人私德之间并非真的可以完全分开,公务人员的职业公德和个人私德是一个一致的、有机的整体;官吏分途、儒吏分流的制度设计使儒生直接越过低等吏职而任官,欠缺行政历练和经验,最终造成行政能力不足和“吏强官弱”。在信息化技术冲击传统科层制和行政管理模式的当代,需反思传统的金字塔式的官僚体系及其构成,革新以“文法吏”式官僚为主干的官僚队伍。儒家“士道”与法家“吏道”的融合、贯通和互补,正可为此提供一种思路。

  关 键 词:士道/吏道/官吏分途/儒吏分流/官僚病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法治视角下传统中国隐性腐败治理研究”(编号:15BFX017)的阶段性成果。

  严格对政府公务人员的素质要求、严控官僚群体的入口和流动渠道,是当前促进政府依法行政和有效治理的必要举措。推进政府依法行政和有效治理不仅要扎紧约束权力行使的制度笼子,也需要一批自愿接受制度约束并在接受约束的同时能积极履职、服务于民的高素质人才。在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政府的新时代,政府公务人员应该具备何种素质?党和国家应如何选拔并有效管理公务员队伍?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和法家对新兴职业化官僚的知识结构、品德修养、仕宦作为、守法用法进行过充分的论述和争辩,建构了传统官僚法制理论的基本框架,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意义的观点,有助于厘清今人之惑,为回答上述问题提供思路。本文拟对此进行探讨。

  一、士道与吏道:儒法官僚法制理论之辩

  中国的中央集权帝国与官僚制政府,成立于秦朝,而发轫于春秋战国。春秋战国之际,社会阶级剧烈变动,平民获得了远较此前为多的学习掌握知识技能的机会,与此同时,“道术将为天下裂”,①文明的进步、社会生活的复杂化以及列国之间的激烈竞争导致兵刑钱谷等行政事务日益复杂化和专门化,行政事务从弥散性、包容性的礼乐文化中分化出来。这一切使得职业化官僚和官僚制政府既是必需也成为可能,官僚制政府和职业化官僚的出现势不可挡,成为各国持续推进的变法运动的重要内容。在“处士横议”的争鸣时代,官僚制和职业化官僚这样一种崭新的、势不可挡的社会现象,势必引起百家特别是以救世为己任的儒法两家的关注。儒法两家对于新兴官僚制下官僚的知识结构、品德修养、仕宦作为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实际上建构起了各自的理想化官僚及其成立条件的理论体系。

  (一)官僚知识结构之辩

  儒家认为官僚应该拥有渊博的知识和深厚的人文素养,而非仅精通其管理所需的专业知识。儒家未必否认帝国职业官僚应熟悉掌握兵刑钱谷等具体业务知识,但同时坚持“君子不器”②,认为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作为“治人者”的官僚不应该被自己的专业和管理的业务所限,而应该“博学于文,约之以礼”③。“‘君子不器’这个基本原则的意思是:他是自我目的,而不像工具那样派一种专门用场的手段”④,职业官僚群体固然是应行政事务的复杂化、专门化而产生的,但担任官职的个人绝不应沦为处理兵刑钱谷、唯务奉法行令的行政工具。进而言之,虽然兵刑钱谷等专业知识为出仕所必需,但知识阶层不应汲汲于获得猎取功名利禄的实用知识,不应为专业所桎梏、为知识所奴役,而应“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以“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人不知而不愠”之超脱愉悦的心态去学习,⑤既专注于一,精益求精,又博采众长,融会贯通,接受培养德性的全面教育而非仅仅职业教育,完成人格的自我完善和超越。

  相反,法家认为官僚必须掌握兵刑钱谷等与行政事务直接相关的实用知识,不需要也不可以学习掌握诗书礼乐等“无用”的人文知识。法家以富国强兵为己任,看重钱粮财赋、刑狱兵备等与“富强”直接相关的现实功利,并以之作为考核官员“功”“能”的标准。法家所谓“功”,乃行政之功;法家所谓“能”,乃治事之能。法家所谓有用的知识,是直接有助于富国强兵的行政管理的具体知识与技能,法家认为这就是作为帝国官僚必须掌握的知识技能:它是识字通书的知识技能,而非以文乱法的知识技能;是通晓律令的知识技能,而非横议法律的知识技能;是熟悉庶务的知识技能,而非“材剧志大”却又眼高手低的知识技能。法家禁止学习以儒家诗书礼乐为主的人文知识,认为它们不仅无用,而且会培养出一批“文学之士”,足以妨害富国强兵的国家目标,“儒服、带剑者众,而耕战之士寡”。⑥

  (二)官僚品德修养之辩

  儒家认为官僚应当具备全面的品德修养。官僚不仅应当拥有渊博的知识和深厚的人文素养,还应当具备完善的人格和理想的德性,包括:敬畏天命,守死善道,“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⑦,“君子去仁,恶乎成名”⑧;孝悌忠信,“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⑨;安贫乐道,“士君子不为贫穷怠乎道”⑩;经世济用,“邦有道,谷”,“不仕无义”(11);温良恭俭,“体恭敬而心忠信,术礼义而情爱人;劳苦之事则争先,饶乐之事则能让”(12)。总之,儒家要求官僚具有全面的品德修养,不但要具备其任职所需的职业公德,还要具备堪为他人楷模的私德。

  相反,法家要求官僚具备“公”、“忠”等职业公德,但不强求具备完美的私德。法家区分人之公德与私德,并从国家主义的立场出发,对官僚的职业公德提出高要求。法家要求官僚的职业公德,是“公”与“忠”。公,指公忠体国、公正廉洁、公而忘私,法家要求官僚化身为国家法律的人格化载体,做到不私亲,不遗爱,不私议,不私交,不私朝,不私党,不枉法为私利,不为私善;忠,指尊从君主,尽职尽能,法家要求官僚遵奉君主法令,履行法定职责,投入十分的精力和智能为君主分忧解难,为国家的富强鞠躬尽瘁。但同时,法家对官僚的私德不做强制要求,一是因为“有道之主,不求清洁之吏,而务必知之术也”(13),只要君主“擅生杀,处威势,操令行禁止之柄以御其群臣”(14),则“虽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15);二是因为仁义孝悌等私德与国家行政毫不相干,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正如忠臣未必是孝子,孝子未必为忠臣。在各种道德规范发生冲突时,法家尚公而去私,对匹夫之善、私门之义等私德给予了坚决的否定。

  (三)官僚仕宦作为之辩

  儒家主张官僚的仕宦作为应当符合王道政治的理念。儒家认为知识精英出仕的根本目的应当是践行王道政治,实现“达则兼济天下”的政治抱负,而非谋取功名利禄,他们不应为出仕而放弃所行之道,更不应为求官、保官而丧失独立人格,“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16)。官僚在仕宦生涯中应当积极有为,敢于“格君心之非”(17),善于“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18),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以“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19)的社稷之臣自任,施行以德服人、以民为本的仁政。

  相反,法家要求官僚忠诚于国家立场、国家利益,不折不扣地执行富国强兵的国家战略及与此相应的政策法令。法家要求官僚在行政过程中完全站在国家立场,服务于国家利益,无须太过顾及百姓的利益和感受:为了增加国家财政,重赋于民是可以的,“适其时事以致财物,论其税赋以均贫富”(20);为了禁奸止奸,重刑于民也无所谓不人道,“治民者,刑胜,治之首也”(21)。当然,法家也偶有法律“爱民”、治国“利民”之说,“法者所以爱民也”(22),“圣人之治民,度于本,不从其欲,期于利民而已”(23),但这只是从结果意义上讲。就行政过程而言,法家强调“仁之不可以为治”,主张“吏于民无爱”(24),要求官僚舍弃无谓的同情、怜悯、自责、不安等情感,严格执行国家政策法令,一心一意谋求国家利益。

  (四)官僚守法用法之辩

  儒家认为官僚应当知礼懂法,贯通礼法,灵活用法。春秋战国之世,适应公共事务规模化、复杂化、专门化的发展趋势,普遍、统一、确定、规范化的制定法取代西周时期那种介于俗法之间、相对不够分化不够规范的礼,日益成为国家治理的主要依据和准则。于此,儒家虽不能不承认制定法为国家治理之必需,却又坚持认为制定法之上存在一种更全面更正义的高级法即礼,认为礼是人道的表达,是传统的延续,是王道政治的制度载体,因此,礼高于制定法,礼指导制定法,礼解释制定法,礼甚至可以在一定情形下取代制定法而适用。儒家对出自君的制定法的评价并不高,“不可以经国定分”,“有良法而乱者,有之”,(25)认为由知识精英出任的官僚才是国家善治的关键。官僚要知法、守法却不必拘于法,他们应当从人道的高度理解制定法,从礼乐的深度解释制定法,在适用过程中用“以类行杂,以一行万”(26)的类举方法弥补制定法的漏洞,积极解释、拓展、完善制定法,使其最终符合王道政治和礼乐精神,而不是死守法条,无所作为。

  相反,法家要求官僚绝对守法,严格执法,不许逾越、偏离法律一丝一毫。尽管法家“法治”有“立法权不能正本清源”(27)的缺点,尽管经常被批评为过分尊君卑臣和崇尚权势,但法家对于法律和“法治”,确有一种超乎异常的信仰,他们相信法律的精确和理性,相信法律的公正与公信,相信“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28)。由此,他们要求官僚绝对遵守法律,严格执行法律,即使法律有缺漏,也不可以自行补正,因为官僚有守法之责,无造法之权,“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变法者,君长也”(29),“君据法而出令,有司奉命而行事”(30)。法家强调立法权在君主之手,官僚必须严守分际,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执行法律,绝不可超越职权,即使是出于一片公心以及事后证明达到了好的行政结果也不行,“遵主令而行之,虽有伤败,无罚;非主令而行之,虽有功利,罪死”(31)。相比于法律疏失造成的损害,法家认为官僚不守法、超越职权本身就是更大的损害,“夫非主令而行,有功利,因赏之,是教妄举也;遵主令而行之,有伤败,而罚之,是使民虑利害而离法也。群臣百姓人虑利害,而以其私心举措,则法制毁而令不行矣”(32)。

  综上所述,儒家期待的职业官僚,是符合其标准和要求的“君子”或“士君子”,“博闻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谓之君子”(33)。士君子是具有理想人格和道德修养、掌握知识技能、传承创新礼乐文化的知识精英,他们“文质彬彬”,“仁为己任”,“自强不息”,是社会道义的担当者、文化传承创新的载体、实践王道和仁政的中坚力量。易言之,儒家期待帝国官僚都由士君子构成,期待帝国官僚普遍具备士君子的知识、人格、德性、素养,期待由士君子组成的官僚制政府能够施行仁政。此种关于官僚的理论,可名之为“士道”。与之相对应的是,法家构想的帝国行政,是理性、专业、可预测可控制的法制化行政,法家期待的帝国官僚,也由此是精通专业而无须博闻强识、忠君尽职而不求私德无亏、刚猛为政而不存妇人之仁、以死守法而不逾越一丝一毫的专才、干才兼忠仆。此种关于官僚的理论,本文称其为“吏道”。

作者简介

姓名:谢红星 工作单位: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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