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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磊:执政党依宪执政的政治逻辑
2019年07月16日 10:26 来源:《理论与改革》2019年第4期 作者:王若磊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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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是依宪执政。如何理解执政党依宪执政的政治逻辑这一问题备受关注,也是把握执政党与国家治理秩序间关系的基础。中国共产党的宪法实践符合普遍的依宪执政的三个基本条件,即存在制定良好的宪法、尊重宪法权威、保证宪法实施。作为依宪执政基础的“八二宪法”是一部制定良好的宪法,它为改革开放四十年高速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与开放空间。执政党依宪执政的观念也出现了从政治性到法律性的变迁,宪法权威逐步树立。我们的宪法还存在政治性实施与法律性实施的双轨制。宪法修订展示了其背后国家治理包含的实践导向、治理主义和政治自信三大面向。在此基础上,执政党依宪执政展现了一套自己的政治逻辑。

  【关键词】 依宪执政;“八二宪法”;宪法权威;宪法实施

  作者简介:王若磊(1985-),男(汉),陕西西安人,中央党校政法部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法理学、法治与国家治理、政党法治与党内法规、法经济学等。

  依宪执政是中国共产党做出的庄严承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后第一次写入了党的文件。《中国共产党章程》在其总纲中明确指出,“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一表述和宪法相互呼应,《宪法》第五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习近平同志在2018年修宪之前的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中明确指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党长期执政能力,必须更加注重发挥宪法的重要作用。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把国家各项事业和各项工作全面纳入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轨道,把实施宪法提高到新的水平。”他还进一步强调,“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我们党首先要带头尊崇和执行宪法,把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法律同党坚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统一起来。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1]

  那么,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是如何依宪执政的?如何把握其内在的政治逻辑?上述问题备受关注,关乎如何理解执政党依宪执政的制度与实践,背后涉及中国国家治理与制度运转的基础性命题,需对执政党与国家宪法秩序之间关系做更深入的理解与提炼。

  依宪执政是党执政的根本方式,是治国理政的基本要求,它主要是指执政党依据宪法精神、原则和规范治国理政,按照宪法的要求和原则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尊重和维护宪法的至高权威,围绕宪法执政施政。[2]总体观之,改革开放后中国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离不开宪法与依宪执政提供的长期稳定的政治秩序和开放结构,中国共产党也实现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历史转变,依宪执政一直在探索与发展的路上。然而,中国共产党的依宪执政与西方国家有着根本不同的政治前提。我国宪法本质上是党领导人民制定的,首先是对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政治事实和革命成果的确认,执政党拥有着根本的政治权力;进而,这使得执政党的依宪执政面对着不同的历史使命和社会现实。中国共产党的依宪执政因此也有了不同于西方的实践模式和政治逻辑。

  实际上,无论何种政体,依宪执政至少需满足三个基本条件:存在制定良好的宪法、尊重宪法权威、保证宪法实施。西方国家也大致如此。面对不同的历史和现实,在满足这三个条件的过程中,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的依宪执政有着大体成功的初步实践,并展现了一套自己的政治逻辑。把握这个逻辑,才能更好地理解执政党依宪执政的政治实践和中国的法政秩序。

  一、依宪执政基础:“八二宪法”是一部制定良好的宪法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依宪执政的基础是存在一部制定良好的宪法。事实上,自清末变法以来,中国就走上了一条追求宪法之治的现代政治之路。然而这一路一直崎岖坎坷、跌宕起伏。近代中国,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相继发生,立宪政治随着革命也一路沉浮,近代中国的宪制史可以说是中国政治变迁史的核心篇章。

  实际上,近代中国出现过诸多宪法文本,从清末变法的《钦定宪法大纲》到民国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天坛宪法》《袁记约法》,一次又一次的立宪并未给中国带来持久的和平与稳定,虽然与主权权力和政治秩序不稳直接相关,但宪法文本本身的缺陷也不可小觑,宪法成为了各种政治势力争夺权力的工具,文本成为了政治斗争的产物。宪法需要正义性,需得到各界的广泛认同,也要回应时代的根本问题。

  比较观之,现行“八二宪法”是一部制定良好的宪法。这一结论需在历史比较和对现实成就的把握中才能得出。归根结底,一部宪法要具有生命力,一方面要具有正义性,符合现代政治基本理念,得到各界广泛认同;更重要地是要直面立宪时刻最深刻而迫切的历史任务。“八二宪法”制定时的中国面对的最迫切的历史任务是改变改革开放前中国政治实践的“革命化”倾向,“文革”十年的动乱与之前继续革命的理论在逻辑上是一贯的。在这种思想的长期指导下,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一直未完成走向“常态化”的转型。“八二宪法”成功地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成为了新中国成立后最稳定的一部宪法,带来了长时间稳定的政治秩序,也为之后的进一步改革释放了空间,成为四十年的快速发展、社会变革的制度基础。中国长期稳定和经济快速增长的现实证明了“八二宪法”的生命力和可欲性。

  与很多后发国家的执政党一样,中国共产党是由一批先知先觉的精英分子组成的纪律严明、目标明确的政党,作为革命的领导阶级,通过自我牺牲带领人民赢得解放、缔造国家、煅铸共和。新中国这种成立方式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政党国家,也因此缔造了不同类型的宪制。回顾历史,实际上无论两三个世纪前的英国、法国或美国革命,还是二十世纪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和第三波民主化国家的革命与独立,背后都有“党派—派系”的影子,只不过前者更加隐匿,而后者更加凸显。这些本质上作为激进政治参与形式的革命背后都是政党作为中介或直接主导进行的。特别是广大后发国家,在独立建国、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少数民族精英组成的强有力的政党往往是最核心的领导力量,不仅发挥中介与整合的作用,更是动员、引领和革命战争中的中坚。转型到日常政治后,这些政党也持续发挥着组织群众、利益代表、中介整合、稳定秩序等政治代表的关键功能。亨廷顿明确指出,“缺乏政党,会出现政治参与的无序和混乱,政治秩序走向脆弱。现代政治必然需要政党”。[3]

  进而,东西方政党的诸多不同使得东方政党的权威性更加凸显,造成了宪制中政党地位的不同。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是国家建立后成立的,即先有国家后有政党,政党大多在议会政治出现后产生,无论英美法德概莫能外。政党(party)就其词根本意而言即“一部分”的意思,是议会政治中的派别。但东方或者后发国家的政党则不同,它们是先有政党后有国家,是在殖民、专制、暴政压迫的条件下,由一批先知先觉的精英分子组成纪律严明、目标明确的政党,通过自我牺牲带领人民赢得独立或者解放,进而缔造新的国家。西方政党是在旧制度瓦解、出现新的参政团体和阶层后形成的;而在东方,新的政治团体即政党首先出现,再借助政党的力量建立新的政治制度,最终摧毁了旧政权。[3]因此,现实中后发国家的建立基本上都是精英政党领导下的革命胜利成果。这种情况下,政党成为了天然权威,是在革命过程中树立起的权威,是革命胜利证明了的权威,进而再由宪法确认革命成果。

  可惜的是,我国宪法确认革命成果后并没有完成治国理念的转型,“继续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念下打造的革命常态化政制实际上建构了一个自我否定的政体,用革命话语和革命实践打碎了日常化的国家建构和社会治理过程。“五四宪法”后的实践和之后的宪法文本都贯穿了“革命”①这一主线,而革命本质上是最激烈的政治无序参与和政治无规则运转。它和“立国”在本质上是矛盾的。立国首先需要的是一套稳定的政治秩序和权力架构。“八二宪法”的颁布实际上是“宪法出场、革命退场”的过程,扭转了“文革”时期宪法的理念,试图通过一部转型和改革的宪法将国家拉回到“五四宪法”最初确定的政治主脉和宪制结构之上,为走向常态国家、日常政治奠定了法理基础。[4]

  冷静的“八二宪法”克制了革命的激情主义,将先前的革命原则和人民民主落实到了具体的国家组织架构和公民权利分配之上,它不仅提供了稳定政治秩序与立国精神自我维护和修复的规范基础,还保持了宪法的弹性与可扩展性,实际上为之后的改革发展留下了足够的开放空间。之后的五次修正案,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个代表”、法治国家建设、人权与私有财产权保护,不仅是修改了条文,实际上是延展了“八二宪法”的开放精神,并接续了现代主义理念和文明的血脉,通过修宪实现了“宪法变迁”。所以,“八二宪法”实际上是破与立的结合,相对于之前的“革命宪法”,更多地被视为一部转型期的“改革宪法”。所以有学者称,“改革开放”才是“八二宪法”的根本条款。从根本上讲,“没有这一宪法提供的基本政治前提和开放的改革空间,三十多年的成就和中国今日的世界性地位是无法想象的”。[5]

作者简介

姓名:王若磊 工作单位:中央党校政法部

职称: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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