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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公法研究四十年:历程、经验与展望
2019年04月28日 09:34 来源:《法学》2018年第10期 作者:黄瑶 林兆然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黄瑶,林兆然,中山大学法学院。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国际公法学从蹒跚起步到茁壮成长,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在几代国际法学者的共同努力之下,我国国际公法学呈现出专业化、多元化和国际化的良好态势,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学术的国际影响力日趋明显。与此同时,国际公法研究现存的主体性、实践性、体系性、原创性、批判性的不足,应引起学界和学者们的重视。进入新时代,中国国际法学者应对新问题、新挑战做出新回应和新贡献。

  关 键 词:改革开放/国际公法/国际公法学/国际法基本理论

  标题注释: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南海断续线的法理与历史依据研究”(14ZDB165)的阶段性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公法学已走过四十年的峥嵘岁月,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回眸数十载国际公法学科的发展历程,总结经验与不足,这对国际公法的研究与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本文希望通过回顾和梳理我国国际公法四十年的发展历程,以史为鉴,对该学科之未来发展提出一些建议。

  一门学科的发展,不仅仅是包括创建者、研究者的学术观点和学术贡献,也体现了社会和时代在学者身上投下的缩影,时代与社会情景对研究者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因此,本文的研究务求“文”“史”“人”并重,以国际公法论文、著述等为叙事的主线索,同时又以具有代表性的国际公法学者作为阶段性划分的重要因素。之所以做这样的选择,一是因为改革开放至今涌现的国际法学者难以计数,文章著述卷帙浩繁,若事无巨细、不分轻重地进行全面的回顾,既不可行,也无必要;二是不乏优秀的文章资料对国际公法研究进行过归纳、回顾。①因此,限于篇幅和作者能力,本文不着重于材料的狩猎、堆砌或全面的总结、概括,而侧重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际公法研究的发展特色作出粗浅的归整、评价及前瞻。

  本文参考的研究成果样本具有广泛性、代表性和权威性,所选取的研究材料主要来源于如下参考资料:自1982年始至今的《中国国际法年刊》、中国知网期刊库核心期刊与集刊论文(包括法学、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类以及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期刊、集刊)、北大法宝期刊数据库中的国际法类期刊和集刊、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国际法学》以及其他回顾总结性的法学著作等。

  一、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公法学的发展阶段

  在“十年浩劫”中,原本就远未成熟的中国国际法学遭受重创,有组织和成体系的国际公法研究随着多数政法院系被取消和法学类期刊停刊而几乎完全停止。“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我国国际公法的研究和教学事业逐渐恢复并有了初步发展。以王铁崖、陈体强、李浩培、倪征等为代表的一批国际法前辈学者在百废待兴中为国际法学科的重建迈开了划时代的步伐。

  (一)起步期:1978~80年代末

  改革开放正式开始后,思想的解放与体制、政策的变化为中国国际法学的复兴提供了有益的气候和土壤。有学者将1979年到1989年称为“国际法学奠基的十年”②。高等院校和相关科研机构逐步恢复了国际法的教学与研究。例如,北京大学于1978年招收了“文革”结束后的全国第一批国际法硕士研究生;于1979年创办了全国第一个国际法专业,招收了第一批国际法本科生;于1983年创立了全国第一个国际法研究所,同年开始招收国际法博士生。③1980年2月,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宦乡同志和王铁崖教授创立了由外交部主管的中国国际法学会,为国际法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制度和组织基础。1982年,中国国际法学会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国际法学术刊物《中国国际法年刊》。随着法学类和国际政治学类等核心刊物的陆续复刊,这些刊物也开始刊登国际法学方面的文章,这极大地扩展了国际法学者对话交流的平台,为论文的发表提供了阵地。顺应改革开放的大势,一批优秀的国际公法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1.教材、专著和译著

  在这个时期,一批高质量的教材、著作和译著的陆续出版,为国际公法学的起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首先,新教材的编写极大地改善了国际法教学教材严重不足的窘境。1981年,王铁崖先生率先组织国内各大学国际法教授和专家二十余人,编写出版了《国际法》教材,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本国际法教科书。这本全国教科书还于1995年再版,并获全国文科教材一等奖。我国国际法学的一代宗师周鲠生教授的遗作《国际法》于1981年再版,该书对国际公法的教学与研究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此后,一批国际法教材或综合性著作相继问世。例如,刘丰名编的《现代国际法纲要》(1982年),韩成栋和潘抱存主编的《国际法教程》(1988年),端木正主编的《国际法》(1989年),陈致中编著的《国际法教程》(1989年),等等。其次,一批高质量的部门法著作也得以出版,涉及范围广泛,包括国籍、条约、外交、豁免、国际组织、海洋、航空、环境法和国际刑法等诸多内容。④其中,李浩培先生所著的《条约法概论》是获得国家图书奖的第一本法学著作,成为当时中国部门法中最具影响力的图书。上述这些专著中既有老一辈国际法学者的名作,也不乏恢复高考后进入大学的青年学者的力作。最后,鉴于我国国际法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译著成为了这个时期国际法学术出版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少欧美和日本等国际法名家的重要综合性著作被译介传进国内。⑤同时,国际法各分支领域亦有大量的论著被译成中文,内容集中于海洋法、航空法、空间法和外交等领域。⑥

  2.论文

  改革开放之后,一批法学期刊相继复刊并开始刊登国际法类的文章,较早的包括《国外法学》(《中外法学》的前身)、《法学译丛》(《环球法律评论》的前身)、《法学杂志》《法学研究》《现代法学》等。其中,《国外法学》和《法学译丛》在这段时期以译介国外论文为主,内容开始从以苏联学者国际法学论文为主流,之后逐渐转向欧美、日本学者的作品。而社科综合性学术期刊也是国际法学论文发表的重要阵地之一。以《中国社会科学》为例,其在1979~1989年间刊登了四篇国际法论文,内容涉及条约法、刑事管辖权、引渡和联合国维和问题。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刊物也从80年代开始刊登国际法研究成果。此外,创刊于1982年的《中国国际法年刊》对提高我国的国际法学理论水平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以1982年的《中国国际法年刊》为例。作为创刊号的该卷共计508页,包括“论文”“评论”“特刊”“国际事件”“学术组织与学术活动”“书评”及“文件资料”七个板块,较全面地反映了我国国际法的理论研究、教学交流和国际实践的水平和动态。从栏目结构上看,年刊的“论文/评论+活动述评+文件资料”的编排模式一直延续至今(1982年至1990年的《中国国际法年刊》保持“书评”这一专栏,从1991年起取消);从文章内容上看,1982年刊刊登的论文或评论的题材范围之大、质量之高都是前所未有的。在老一辈国际法学者与“文革”后的一代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年刊所载的研究成果基本涵盖了国际公法所有领域,包括国际法基本理论、国籍、外交、条约、领土、海洋、空天、人权、环境、国际组织、武装冲突和国际刑法等,⑧所涉内容涵盖中国国际法学的基本研究框架和方法。

  3.工具书及研究资料汇编

  国际法研究需要掌握和借助大量案例、条约、其他国际文件乃至各国法律和官方文件,仅靠教材和专著是无法深入国际法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因此,对国际法案例、文件资料和专门术语的汇编工作是改革开放后国际公法学的又一个“基础性建设”。1982年,由北京大学法律系的王铁崖和田如萱编的《国际法资料选编》的出版,正式揭开了参考资料性质的“基础工作”的序幕。随后,一批具有“基础性工作”的书籍相继出版,其中陈致中等选编的《国际法案例选》(1986年版)、黄惠康和黄进编著的《国际公法、国际私法成案选》(1987年版)等在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一些高校也集众人之力整理了用于教学科研的国际法资料。⑨此外,1989~1990年,中国国际法学会与外交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共同编辑的《国际法资料》由法律出版社陆续出版。除案例和研究资料之外,老一辈国际法学者还积极编写或翻译国际公法辞典和百科全书这类工具书,其中代表性的有:王铁崖先生与陈体强教授组织编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中的国际法词条(该书于1984年面世);德国马克斯·普朗克比较公法及国际法研究所编著的《国际公法百科全书》,由中山大学国际法研究室的老师和研究生翻译出版了四卷本。限于篇幅,其他的主要国际法工具书不在此一一列举。⑩

  老一辈国际法学者以坚定的学术信念、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栉风沐雨,披荆斩棘,带领青年学者们,在改革开放的头十年间共同搭建了中国国际公法学科的基本架构,形成了国际公法研究的学术风格和学术传统。他们在学习借鉴对象方面,既以苏联国际法学为师,又积极推动向欧美国际法学界学习;在学术旨趣上,他们既秉持实证法学严谨治学态度,搁置“姓资姓社”的标签区分,既有较强烈的现实主义、批判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精神,又有敢于在怀抱世界理想的同时正视国家利益和国际局势的情怀。(11)前辈们的这些特质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国际公法研究的后续发展。

  (二)发展期: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初

  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2005年前)是中国国际法学稳健发展和国际法学者新旧更替的阶段。进入90年代后,改革开放进一步加深加快,思想的进一步解放与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得对外的学习交流愈加便利、频繁,国际法研究与国际时事热点的结合明显加强。欧美国际法学逐渐成为了中国国际法学界的学习和研究重心,苏联解体后,对苏联学者著述的译介更是几乎停止。与此同时,老一辈国际法学者逐渐退出教学第一线,中青年学者开始崭露头角,成为学界的生力军。

  在著作方面,除日渐增加的自编教科书外,一些老一辈学者仍不断出版有关国际法基本理论的著作,如王铁崖、李浩培、赵理海等,(12)而中青年学者的著作则相对集中于各部门法,包括海洋法、国际人权法、国际组织法、国际环境法和国际刑法等领域,少数著作也涉及国际法基本理论问题。(13)另外,在此期间,由中青年学者为主导的学术队伍还翻译了不少欧美国际法学者的经典著作。(14)总体上看,译著数量有所减少,而专著和教材数量则有大幅提升;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国际公法研究顺势而为,乘势而上,著作出版进入了高速增长期。

  在论文方面,这十余年间发表的国际法论文呈现出以下特点:首先,论文数量迅速增多,译文占比明显下降。到80年代后期,由于重要法学期刊陆续创刊或复刊,加之国际政治类的主要期刊也开始刊发国际法文章,国际法类文章数量迅速增加。进入90年代后,随着《法学译丛》更名为《环球法律评论》、《国外法学》更名为《中外法学》,它们不再作为译文发表的平台,国外学者论文的译介数量也随之减少,这意味着国际法学者阅读和获取国外文献资料的能力和水平明显提升,由此,中国国际法学研究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其次,论文的内容与国际时事热点密切相关,研究领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欧洲联盟(15)和国际刑事法院(16)等重要国际组织和司法机构的成立,使得有关领域的研究论文相继问世。伊拉克战争、美国“9·11”事件等热点问题成为武力使用法(战争与武装冲突法)、国际反恐法、人权与主权关系等大讨论的契机。(17)同时,人道主义干涉、“保护的责任”也成为了学界讨论的热点。(18)国际环境法、空间法、国际人权法以及国际法与国内法之关系等议题也逐渐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19)最后,多数论文着重于国际法各领域和国际法专门制度的讨论。与老一辈国际法学者的论文相比,中青年学者和新生代学者的论题更加实用化、具体化、专业化,更以解决专门问题为基本导向。此期间国际公法学界虽不乏具有宏观意识的研究成果,(20)但较少对国际法基本理论或法理学、法哲学等抽象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包括: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流行,媒体与通讯技术的发达,学者获得外界信息水平的提高,高等学校或科研机构的业绩考核、科研评价机制侧重成果数量,等等。总之,影响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随着千禧年前后老一辈国际法名家们的相继离世,中国国际公法学界完成了一次世代更替。“文革”后成长起来的中青年学者和新生代学者正式走到了国际公法学科舞台的中央。相对而言,得益于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他们与国际的接轨程度不断提高,他们基本秉持着老一辈国际法学者的实证法传统,将中国国际法学不断向前推进。

  (三)深化期:21世纪初至今

  从21世纪伊始至今的十余年内,中国国际公法研究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70后”“80后”的国际公法学人逐渐在学界登台亮相。随着改革开放程度的进一步加深,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作为大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与此相适应,这需要中国国际法的研究在理论上、实践上及国家核心利益上要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因之,国际公法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的内容更加深入,学者们的研究也愈加细化和多元化。在欧美学术新理论范式引入和中国主体意识觉醒的双重刺激下,国际法研究开始注重批判精神和反思能力。一方面,我国国际法学不再简单以“西方理论”为“国际法现实”,开始转向实证方法、制度研究和本土实践;另一方面,国际法学呼唤基础理论研究。有学者直言,学者们应更多地回到理论、为研究而研究,不做课题式的专家,而是做真正的“学者”,以求对国际法的知识体系有全面、理性和批判的认识。(21)

  在著作方面,专著数量的增多成为本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在2008~2017年间,大概平均每年都有超过三十部专著出版。除国际法基本理论和基本制度、海洋法和国际组织法等传统的主题外,(22)国际人权法、(23)国际刑法、(24)国际环境法(25)领域的著作占到了本时期专著的多数,网络、(26)极地、(27)能源、(28)文化保护、(29)公共卫生和传染病控制、(30)移民与难民问题(31)等一些新问题也陆续有专著出版。这些著作中的多数,或是博士学位论文修改后出版,或是与研究课题及科研项目有关,著作的研究方向和内容大都与国家需求或国际热点密切相关。

  论文方面的特点与上一阶段有较大相似之处。一是在主要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主要是国际法各领域问题、热点问题和对策性问题。从内容上看,中国的和平崛起与国际法、(32)南海问题和有关主权争端的解决、(33)包括深海、极地、网络、外空在内的“四大新疆域”(34)等主题较受国际法学者的青睐,国际环境法、国际刑法和国际人权法等领域也保持着很高的热度。二是在“一带一路”倡议等国家重要政策的影响下,大量学者开始了有相关性的研究,在客观上对有关政策的施行和宣传起到了一定的正面作用。三是在此期间,不少比较研究、跨国研究的成果陆续出现。(35)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由于研究的相对分散和方法论的不成熟,如何学习借鉴、为己所用仍是当前一个重要而困难的课题。

  至今,中国国际公法学者已形成一个共识: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今天,现代国际法不仅是和平共处的法律和主要调整国家间关系的法律,还是合作发展之法、关系全人类利益之法;国际法既可以成为维护国家利益的工具,又是具有独特价值诉求的体系,还是处理全球性问题的技术治理手段。这一认识高度有助于国际公法研究步入进一步精细化、专业化和多元化的发展阶段。

作者简介

姓名:黄瑶 林兆然 工作单位:中山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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