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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远升:法治国视阈下司法压力的发生机制及法律规制
2017年10月19日 10:40 来源:《学术月刊》(沪)2017年第20175期 作者:宋远升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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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在发生重大案件时,当案件信息被泄露到媒体,媒体往往会根据自己的职业利益向社会扩散,这在触发、集聚民意的同时也有影响司法独立之虞。在法治国意义上,法官应当是不受外界干扰的独立裁判者,其有能力抵御外在压力,从而作出以法律旨意为最高原则的判决。然而,应当承认法官并不是书斋里的法律家,其也是政治的人或者社会的人,存在着被媒体或民意“污染”的可能性,这也说明了相关制度规制的重要性。现代国家应以法治为原则,以媒体与司法的关系为主轴制定相关制度或者规则,以此来防范媒体或者民意对法官造成的不利影响。

  Especially in the case of major criminal cases,when case information was leaked to the media,media will spread it to the society based on its own professional interest,and may have an impact on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judiciary by triggering and gathering public opinion.In general the judge should not be interfered by outside interference,and it has the ability to resist external pressure,so as to make the decision on the principle of law.However,it should be admitted that the judge is not a den in the law,which is also the people in politics or society,and there is a possibility of media or public opinion“pollution”on it,which also shows the importance of the related system construction.Therefore,in general,the modern state will develop relevant laws or regulation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edia and justice as the main axis,in order to prevent the adverse effects on the judge caused by media or public opinion.

  关 键 词:

  “法治国”理念是基于普遍法律实践而由法律家抽象提纯而成的。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①应当说,公民基本权保障或者公权力受限是法治国原则的核心,而作为此原则的延伸,非法或者过度干预构成法治国基础的权力(譬如法官的司法权)也属于侵犯法治国核心内容的行为。这是因为,“法治是一种理性的办事规则的含义”。②因此,无论是国家公权力还是专家的知识性权力,抑或是媒体的权力,都应当在理性的办事规则下行为,否则就是侵犯了应普遍服从的法律的界域。在现代社会中,法官司法是法律原则下的行为,而不应受到或者尽量排除法外因素的干扰,这也是法治国的基本精义之一。“法治社会的特征在于法律本身的自主性,不屈从于任何权势、财富、地位。任何人关于其权利、义务、责任的主张、抗辩均本之于此;任何机关行使权力、实现职能,其正当性、合法性亦渊源于此。”③而法律并不能直接参与或者介入现实社会的活动,法官则属于其在现实社会的化身,其代表了通过法律对社会进行规则治理的含义。法治作为一项基本原则,是其他许多价值与原则的综合体。然而,无论法治的内涵与外延究竟如何,法官作为法治的代表或者体现者,其应当具有代表法律实施社会控制及规则治理的权力,这是毋庸置疑之事。然而,“法官们并不享有牧师那样远离尘嚣的特权。法律给予法官和法庭‘免受批评的权力并不比给予其他人和机构的大’”。④在现代社会中,特别是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信息被披露后,建基于新闻自由的价值理念或者新闻职业利益之上,媒体会对相关案件进行广泛传播,从而有集聚民意对司法产生压力之虞。

  对于法官能否有能力承受媒体及民意对其产生的压力,主要存在着两种冲突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受到媒体广泛关注的案件中,特别是对于有严重民意倾向的案件,法官很难抵御来自媒体或者民意的压力。这是因为,法官司法也受到环境因素多样化的影响,从而会受到媒体或者民意等因素的压力。因此,法院可能会被社会舆论所动摇,从而使得司法审判屈从于媒体或民意审判。根据麦克洛斯基的观点:“在美国,法官们经常与公共情绪的主要潮流方向一致”⑤,可以看出民意对于司法的影响之巨。另一种观点认为,即使新闻报道或者民意有影响法官裁判的可能性,但是,法官作为职业的法律人,在长时期的法律学习及司法践行中,已经形成特定的价值取向或者司法惯习,且这种价值取向或者司法惯习一旦形成,就具有难以改变的秉性。法官应当有能力对抗来自外在的压力。“有关藐视法庭罪之法律的创设目的并非在于保护可能对公共舆论潮流敏感的法官。法官应当是意志坚强、有能力在逆境中前进的人。”⑥因此,法官一般不会受公共舆论潮流的影响,其有能力依据法令对案件进行独立司法决策。如果说法官连新闻媒体的透明影响都不能抵制,那么,何谈能抵制政治或者行政的压力。当然,应当承认,在被媒体广泛报道的有社会重大影响的案件中,案件信息披露者-媒体-民意的动力链条对法官的压力是现实存在的。但是,在现代国家中,不同国家的法官或者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法官对此外在压力却不一定有相同的反应。既有法官能够抵御外在压力而作出不迎合媒体或者民意的判决,也有的屈从于媒体或者民意的压力,使得司法审判演变成“媒体审判”或者“民意审判”。在案件信息披露者-媒体-民意对司法的压力链条上,媒体与司法的关系及其设计属于关键技术要素。然而,案件信息披露者、媒体、民意与司法关系的技术设计只是一种表象,深层次的或者支撑性的原理基础在于对法治原则的恪守。一方面,这包括在法治国原则下对媒体权力的合理限制;另一方面,这也是指法官对法律的坚守。在法治国原则下,即使法官可能会受媒体权力的影响,然而,依法司法仍应是控制裁判形成的关键力量。

  一、案件信息披露者-媒体-民意的动力链条产生司法压力的具体分析

  (一)案件信息披露者-媒体-民意-司法动力链条中的各方关系

  其一,案件信息披露者与新闻媒体的关系。对于案件信息披露者而言,其中主要包括律师、办案警察、检察官等相关人士,其是媒体报道案件的主要信息供给者。没有这些案件披露者的案件信息供给,媒体最需要也是民众最为关注的信息资源就出现断流现象。可以说,案件披露者有时也有利用媒体造势或者“煽动”民意的可能。对于律师而言,这也是其经常使用的辩护策略或者法律技巧。而对于办案检察官而言,其也有可能采取此种策略,通过媒体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特定的诉讼目的。譬如,河北处级干部亿元贪腐案件“马超群案”以及“李国和案”都是如此,都存在检察机关利用媒体力量来减轻自己控诉压力的可能。当然,这也可能是检察机关无力对抗外来干涉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

  其二,新闻媒体与司法的关系。作为社会舆论的重要代言人,媒体也在司法权力场域中有相当大的发言权。在司法剧场中,媒体往往控制甚至掠夺大众讨论的内容或者方向。如果说立法权或者行政权最多的方面展现为压制性或者强制性的话,媒体则一般表现为建议性的形式,是一种以影响力为手段的建议性权力,这种权力通过“一个或更多行动者的需要、愿望、倾向或意图影响另一个或其他更多行动者的行动,或行动倾向”。⑦然而,以媒体为后盾的权力,在某种程度上可能超过以国家为后盾的权力。与立法权、行政权等权力的直接性不同,媒体的权力更多地体现为间接制导的品性。当然,对权力的批评是民主程序的关键构成要件,法官权力也不例外,即使这有时会动摇法官独立这另一种重要的民主准则。然而,批评承受能力也是民主成熟的一种标志。法官本身并不是远离尘嚣的隐士,其并没有不受媒体批评的完全豁免权。

  其三,民意与司法的关系。在案件披露者-新闻媒体-民意对司法作用的动力链条中,民意借助于媒体甚至政治官员的作用对司法具有真实而深刻的影响。在案件披露者-新闻媒体-民意对司法的压力机制中,主要有自发性压力或者操作性压力。对于前者而言,并无人专门进行设计。或者说,无论是案件披露者对于案件信息的披露,还是媒体对于案件的报道,并不会基于专门意图对司法予以影响。即使通过新闻媒体或者民意对司法产生了压力,这也是一种民意的自然积累,没有人专门控制其内容或者发展方向。后一种则是操作性压力,是有人故意泄露案情,通过选择性的消息扩散,使得民意向着设计人本来预计的方向发展,以此影响司法裁判的内容或者方向。当然,民意作用于司法的结果也有良性和恶性之分。第一种是通过媒体或者民意影响司法而产生良好的判决效果。比如,在中国另一个“崔英杰案”(街头小贩杀死城管队长不判死刑而判死缓)中,民意对以摆地摊为生的崔英杰抱有很深的同情心,并对野蛮执法的城管队长期抱有成见,因此希望法院从轻发落不判处极刑。律师的意见反映了民意并有事实为根据,办案的法官在搜查被告人住所时发现的一份能证明其极度贫穷的财产清单,与律师的意见形成印证,最后法官采纳了律师的观点——正反映了民意。最后法院认为他不是非杀不可的,所以判死缓保住了崔英杰的头。这个结果的确更符合立法精神,也更体现法律的人本精神,更人性化。第二种是民意作用于司法产生消极后果。在中国,“赛家鑫”案就是一种典型的例证。本来被称为“赛家鑫”的被告人李昌坤经历过两审终审制被判处死缓。然而,民意的压力使得这件普通的刑事案件的性质发生变异,甚至演变成社会公共事件。作为司法对民意妥协的结果,李昌坤被云南高级法院再审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可以看出,这是一种以媒体舆论为媒介的民意作用于司法审判,并使后者产生程序变形或者实体结果扭曲的过程,由此可以看出不能忽视媒体及其背后民意的作用。

  (二)中国案件信息披露者-媒体-民意动力链条产生司法压力的实证分析

  根据现实主义者的观点,为了使司法判决满足合理性与合法性的要求,避免人们对司法判决的各种批判,法官们往往以成文的规则为判决合理性的表面依据,在判决中尽力掩盖其他因素对司法过程的影响。⑧因此,司法裁判表面上是法律条文控制下的结果,实际上却可能是多种因素合力的产物。特别是中国的一些具有重大社会影响案件的判决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这种特点。因此,笔者专门选择了近些年国内发生的八起典型案例,试图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具体考察一下案件信息披露者-媒体-民意的动力链条是如何具体地对司法发生作用的。

  通过对上述案件的考察,可以看出案件信息披露者-媒体-民意的动力链条对司法具有直接而现实的影响。具体而言,这种动力链条对司法影响的特点主要包括以下各方面:

  其一,一般而言,特别在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刑事案件中,对司法压力的动力机制是沿着案件信息披露者-媒体-民众-司法路径进行的。在这条动力链条上,案件信息披露者、媒体、民意是形成这个链条的关键连接点,而相关案件信息则是推动这个链条运作的主要动力因素。案件之所以被媒体或者民众所知悉,基本上是由掌握案件的人士所泄露。案件信息源主要是案件的代理律师或者警察、检察官等知情人士。对于媒体而言,其在获得案件信息后,在新闻职业利益的基础上,会附加自己对案件的价值判断。在经过专门的媒体技术修饰后,即使是并没有传播价值的普通的案件也有成为社会公众极为关注的公共事件的可能。这是因为,对于社会公众而言,绝大多数人了解的案件事实并不是法律事实,而是“媒体事实”,是经过新闻媒体根据自己的职业利益需要进行裁剪、修饰及重组的结果,因此,社会公众的意见就有被主流媒体绑架之可能,从而导致其意见在很大程度上与新闻媒体并无多少差异。因此,借助新闻媒体的互动性及广泛传播性的特质,绝大多数社会公众会选择与主流媒体一致而组成意见群。这些意见群会与主流媒体相互呼应,从而通过互相传导或者感染的方式对司法审判施加压力。

  其二,在上述各个案件中,媒体能够集聚民意且使得民意发酵,直至最终影响司法,其中都存在着民意触发点。所谓的民意触发点,是指案件能够引起社会公众的关注且能够唤起其强烈的支持或者反对之处。一般而言,可以通过媒体来助推民意的触发点主要包括:同情弱者、仇官仇富、对犯罪的痛恨心理等。首先,这里可以通过“滕彩荣捡拾高尔夫球案”为例进行考察,特别是将其与另外一个与其类似却几乎没有媒体因素介入的“冯书凯等人捡拾高尔夫球案”进行对比,可以看出,利用媒体聚集民意影响司法往往是弱者所用之司法策略,这也是借助于迎合社会对弱者同情的心理,通过辩护律师以及其他知情公民向媒体披露消息,而媒体则基于大众对媒体消费的需要将这种民意予以更为广泛地扩散,从而可能实现影响司法的目的。可以说,两案同案异判体现了有无媒体和民意压力会造成不同的刑事结果。前案被告人滕彩荣最终无罪释放,而后案被告人冯书凯等人却被判处实体刑罚。二者在犯罪构成以及法律适用方面并没有实质性差异,所差异的是,“滕彩荣捡拾高尔夫球案”中被告人具有社会公众眼中普遍认为的弱者身份,属于因为建设高尔夫球场而失去谋生之地的当地农民,而后者则与高尔夫球场的建设并无多少关系。如果前案中被告人因为打高尔夫这种富人高档娱乐而失去土地,且因为捡拾打高尔夫球人丢失的球而被判刑,这显然挑战了社会大众的伦理底线。这也是前案被广泛关注获得民意支持而被告人被最终判处无罪的法律外因素。本案的实质已经从法律之争转变为关注弱势群体的遭遇问题。对于滕彩荣的辩护律师而言,如果该案能够被媒体广泛报道而获得民意的关注或者同情,这是其难得的可以利用的案外支援,因为此案将不再是一件简单的法律案件,而是一起社会案件。其次,对犯罪的痛恨也是媒体能够借助并触发民意的关键点之一。特别在重大恶性案件中,社会民众更有同仇敌忾之心,需要采用最为严厉的法律规范——刑法予以调整,才能保证民众的安全感。正如韩忠谟所言:“刑法乃国民伦理观念之反映,其所认为侵害法益而应进入刑法领域,构成可罚的行为者,亦必含有严重的违反国民伦理性质。”⑨由于犯罪是侵犯了整个社会秩序的行为,即使其针对的是被害人个体,社会民众对之予以强烈谴责或者否定也是自然而然之事。特别在社会民众并不具体接触案件的情况下,如果媒体披露相关的犯罪事实,他们本能反应就是对其予以道德否定。因此,对于社会反响强烈的重大恶性案件,即使存在可以酌定甚至法定减轻被告人刑罚情节的可能,法官也会在民意推动下迎合社会公众意见进行判决。再次,在中国,“仇官仇富”心理也是触发并聚集民意而影响司法的重要因素。在中国当下,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依然是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在总体上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以适应巨大的社会变迁,全能主义向有限主义的治理模式的转型正在艰难的进行中。社会弱势群体处于权力和财富的边缘,形成了社会怨恨和相对剥夺感,从而形成了仇官、仇富、仇不公的主导性话语⑩,这也为媒体触发民意提供了社会动员和情感支持。同时,这种仇官、仇富也易于成为社会阶层差异明显的社会状态下的主导性话语。这特别能在围观的受众之间互相感染及共振,从而聚集成能够影响正常司法运行的程度。

  其三,在上述被媒体广泛关注且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诉讼案件中,除了“赵湘杰案”二审法官能够不为媒体所左右外,法官审判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媒体影响,从而使司法裁判成为媒体或者民意压力下的产物。对于法官而言,在各种合力交织作用的司法环境中,其不可能完全避免外界的任何影响,而成为纯粹的书斋里的法学家,因此,就不能将大众话语因素从法官判决中剔除出去,这亦可以说明民意或者大众话语在法官司法权衡中的重要分量。这是因为,即使法官是以法律为业的职业人士,但是,也不能完全无视案件发生当时的占据主导地位的舆论。对于案件信息披露者而言,其通过有意或者无意设置一个议题,借助新闻媒体的扩散效应扩大这个议题,从而形成民意之压力。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种动力机制,司法的判决是这种动力机制下的结果,而不是法律原则下的产物,这也是司法压力之现实展示。

  其四,在上述案件中,作为一种诉讼策略,存在律师通过媒体(自媒体)来披露案件信息,从而借助民意影响司法的现象。在此方面,以“北海案”最为典型。在“北海案”中,杨金柱、陈光武、朱明勇等多位律师在博客等自媒体通报案情,揭露公检法执法的“硬伤”问题,律师博客群观点成为网络上主流观点,陈有西律师认为北海案中“司法领域的媒体话语权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我们(指律师)把真相全部揭示了,官方媒体、政府的新闻发布会没人相信,微博、博客、律师发表的谈话才是真正权威的关键”;也有学者总结道:“北海案后,律师博客成了中国律师交流情况、讨论案情、守望相助、维护法治的最主要的工具,当不为过。”“北海案”是律师“自媒体辩护”的标志性案例,是律师刑事诉讼程序之中“法律的辩护”与刑事诉讼程序之外“自媒体辩护”相结合的经典案例,本案一定程度上可说是律师“自媒体辩护”方式的开山之作。(11)其实非但律师采取如此策略,即使是检察机关也有如此行为。在“李国和案”中,基于被告人李国和曾担任当地公安分局局长,且后来上调到公安部担任处长职务,因此,这给当地检察机关的控诉行为带来一定压力。因此,检察机关也故意披露案情,通过媒体或者民意的力量为其公诉提供体制外支持。这说明,无论是辩护律师还是作为国家职官的公诉人,都有基于职业利益利用媒体或者民意的可能性。

  应当说,媒体或者民意影响司法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这挑战了法官在其司法专业领域的裁判权,因此有干扰司法独立之嫌疑。在另一面,其也具有一定的积极价值。首先,媒体毕竟提供了可以依赖的第四种权力,借助这种权力的扩散效果,通过满足民众知情权的方式,使得居于体制之内的司法权具有了另外一个有效的监督者。杰斐逊说过:“民意是我们政府的基础。所以我们先于一切的目标是维护这一权利。如果由我来决定,我们是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没有政府的报纸,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12)可以说,正常而言,媒体或者社会舆论的压力并不一定会给司法权带来不良的影响,相比较行政权对法官司法权的影响更是如此。行政权往往代表了政府的利益,而媒体则往往代表了民众的呼声,其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民众的利益诉求。同时,通过在体制外以第四种权力的身份监督,媒体在保证依法司法或者司法公信力方面亦具有不菲的价值。其次,媒体或者民意并不总是影响司法独立,在某种条件下,其也可以成为司法对抗政治权力或者其他压力机制的工具。因此,美国废奴运动领袖菲力普斯就曾指出:“若是没有公众舆论的支持,法律是丝毫没有力量的。”司法可以借助媒体或者民意的支持而获得其可欲的结果。在这种意义上,媒体又成为第三种权力的帮手,从而形成第三种权力与第四种权力的联合。因此,在一定条件下,司法获得新闻媒体的支持至关重要。“在一个传媒与司法的功能分化较成熟的社会里,由于二者相互间的规约和支持构成了一种可以称得上功能互补的状态,从而使它们共同价值目标的实现获得了充分的现实性。任何一方偏离价值的倾向,都可能带来另一方进行矫正的努力。”(13)再次,虽然法律是不可或缺之社会调控器,然而,基于其佶屈聱牙,除了专业人士以外,很少有人真正能了解法律深意,大多数人只有在解决法律问题迫在眉睫之时才愿意去做了解法律的尝试。基于媒体对案件的报道,可以使相关的法律问题以大众化的方式体现,从而使得晦涩难懂之法律世界与现实社会真正对接。在《美国最高法院和新闻界》一书中,乔·玛修逊巧妙地道出了这一观察:“法庭在发言时,谁在听呢?谁在向公民传播法律新规则呢?即使在互联网时代,当法院在自己网站上迅速发表意见时,法官和市民仍要依靠记者获得普罗大众之外的信息。同样仍是记者,从非专业角度对晦涩的法律语言进行解读,以使公众获得通俗的理解。”这就将媒体置于一个很关键的地位,它俨然是一个司法部门及其所服务人群之间的“中间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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