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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秉志:食品安全犯罪司法认定问题研究 ——以法释[2013]12号司法解释为视角
2017年08月28日 09:14 来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武汉)2017年第20172期 作者:赵秉志 伟珂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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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赵秉志,男,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主要研究刑事法学。北京 100875;张伟珂,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警务实战训练部。北京 100038

  原发信息: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武汉)2017年第20172期 第114-123页

  内容提要:

  关于食品安全犯罪的行为对象,刑法与食品安全法中的“食品”在内涵上是一致的,不能把食品安全法中的“食品”理解为“安全食品”,从而扩大刑法中“食品”的范围。关于法释[2013]12号司法解释第1条、第20条所确立的犯罪认定规则,存在形式认定与实质判断的错位。事实上,上述两个解释条款既有不必要之处,也存在不合理的内容。这就应当明确上述解释的司法效力、保障措施及再解释的立场和重点。司法解释将食品安全犯罪中的片面帮助行为共犯化,虽有助于打击犯罪,但亦有越权解释之嫌;从长远看,应当对相关刑法条文进行立法解释或者修改,以明确片面帮助行为的性质。

  关 键 词:

  食品安全犯罪/食品/司法认定/司法解释

  标题注释:

  中央基本科研费领军人才项目“‘食品安全战略’框架下食品犯罪防控体系建设研究”(2016JKF01101)子课题“食品犯罪防控的法律制度完善问题研究”。

  2013年5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12号](以下简称“法释[2013]12号司法解释”),为统一法律适用、提升司法效果提供了法治保障。但在司法实践中,围绕食品安全犯罪的司法认定问题,该解释在适用过程中也引起了一些争议。基于此,本文以法释[2013]12号司法解释为视角,对食品安全领域相关犯罪的司法认定标准予以探讨。

  一、行为对象:伪劣食品与伪劣产品的界分

  在食品安全犯罪的规范治理中,“食品”是一个绕不开的基本范畴,因为它不仅决定刑法典第143条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第144条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以下对这两种犯罪统一表述时概称为“生产、销售伪劣食品犯罪”,这两类食品统称为“伪劣食品”)的适用问题,而且影响到刑法典第140条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司法认定。这种关系决定了伪劣食品与伪劣产品的区分看似简单却是需要细细斟酌的司法问题。

  (一)食品与伪劣食品

  论及食品的概念,虽然刑法中没有具体表述,但《食品安全法》第150条作出了明确规定:“食品,指各种供人食用或者饮用的成品和原料以及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品,但是不包括以治疗为目的的物品。”那么,司法实践中是否可以按照这一规定来理解刑法中的食品呢?

  在2012年经媒体曝光而引起社会舆论广泛关注的系列“毒胶囊”案件中,法院在审理时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涉案胶囊是否属于食品。对此,浙江省新昌县人民法院在“赖三学军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的判决中认为,胶囊可以随食品被食用或者随药品入口进入人体而属于食品,从而否定了辩护方提出的“胶囊不是食品”的辩护意见。不过遗憾的是,判决没有详细说明裁判理由。当然,在这一诉讼焦点的背后,刑法理论对“食品”的理解也并非毫无争议。有学者认为,《食品安全法》关于食品的诠释是狭义的,指向对象是应然的食品;《刑法》中的“食品”是广义的界定,指的是实然的食品,外延应当大于《食品安全法》中“食品”,除了可为人所食用以外,还包括只是徒有食用之名而不能食用的“食品”[1]。从中可以看出,该论者之所以认为《刑法》中的食品范畴更大,是因为包括了有毒有害“食品”等不能食用的物质。在笔者看来,该观点看似合理,却没有准确理解《食品安全法》中食品的特征,混淆了食品与安全食品这两个概念。《刑法》与《食品安全法》对于“食品”的理解应当是相同的。首先,《食品安全法》对食品的界定是中性的,只是形式化的表述,而不涉及本身的安全性。从结构上说,《食品安全法》从三个方面对“食品”进行了诠释:一是包括供人食用或者饮用的成品和原料;二是包括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品;三是不包括以治疗为目的的物品。该定义没有提到食品的安全性问题,意即只要是生产者以供他人食用、饮用的名义生产的成品或者原料,在不以治疗为目的(不具有药品的用途)的情况下,都可以视为食品,不论它是否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其次,直接把《食品安全法》中的食品等同于安全食品,是论者认为应该扩大刑法中的食品范围之重要原因。《食品安全法》第150条规定:“食品安全,指食品无毒、无害,符合应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据此,《食品安全法》中的食品与安全食品是两个具有包容关系的词汇,后者具有无毒、无害和营养性的特征,这一点与食品相区别。其实,也正是因为食品本身不要求具有安全性,刑法中“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这一称谓才具有逻辑自洽性。因此,不宜对刑法和食品安全法中的食品做出区别理解,而应该按照后者的标准来认定刑法中“食品”的内涵。相应的,这里的伪劣食品,主要是相对于安全食品而言的,即是指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上述论者指出,如以工业酒精兑水后充作白酒出售的行为,根本不能称之为食品,若将两部法律中食品的概念等同,惩治这种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将无法可依[1]。其实不然。工业酒精兑水后充作白酒出售,说明嫌疑人生产加工该假酒的目的是提供供人饮用且不以治疗为目的的“白酒”,这完全符合《食品安全法》中食品的定义,因此,亦可以认定为刑法中的食品。同时,由于行为人在加工白酒的过程中掺入了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故而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也就是说,惩治此类行为根本不会无法可依。同样,在“赖三学军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中,辩护人关于胶囊不是食品的辩护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根据上述认定标准,用工业明胶生产的胶囊,是用于保健食品或者药品的外包装,是和保健食品、药品一起供人食用的成品,但胶囊本身不具有治疗用途。因此,涉案胶囊符合食品安全法的定义,应认定为食品。

  在确定了刑法中食品概念的基础上,还需要明确食品与食品添加剂之间的关系,即作为可以在食品中添加的物质,食品添加剂是否可以归入食品的范畴呢?法释[2013]12号司法解释第10条规定:“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添加剂,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典第140条的规定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据此,该解释的制定者主张食品添加剂不是食品,而是普通产品。然而,理论上有观点认为,食品添加剂应当属于食品。因为“食品添加剂与食品原料或者食品在物品性质上无本质区别,已经成为各种现代食品不可缺少的构成要素之一。同时,《食品安全法》将食品添加剂的生产经营纳入其调整范围,表明对该物质进行安全化法律规制的重视程度”[2]。如果按照这一观点,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添加剂的行为,应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从而与司法解释的观点相冲突。对于这两种不同的主张,笔者认为,食品添加剂不属于食品,而是非食品原料。如果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添加剂,应属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为。首先,根据《食品安全法》的规定,食品添加剂是为了改善食品质量,实现特殊工艺目的而添加在食品中的,因而,食品添加剂不属于食品本身的食物原料。具体到物品性质上,食品添加剂是食品科技发展的产物,只有在具有改善或丰富食品的色、香、味等品质的必要性时才允许使用,属于非食品原料[3]106。其次,食品添加剂本身具有一定的风险性,需要予以严格的风险评估并确保安全可靠的情况下才能使用;使用不当或者过量使用,会给人体健康带来严重危害。因此,必须对食品添加剂的生产、品种、使用范围和用量进行严格限制[3]69。也就是说,《食品安全法》将食品添加剂的生产、经营纳入管控范围,并不是因为食品添加剂属于食品,而是因为它是关系食品安全的重要物质。否则,按照上述论者的逻辑,既然《食品安全法》第41条规定了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等食品相关产品的生产经营要求,就应该把这些相关产品视为食品,这显然是不妥当的。综合上述分析,食品添加剂不属于食品,法释[2013]12号司法解释第10条有关食品添加剂的规定是合理的。

  (二)伪劣食品与伪劣产品

  根据法释[2013]12号司法解释第13条的规定,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在特定情况下可能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这就涉及食品安全领域生产、经营伪劣食品犯罪与生产、经营伪劣产品犯罪的区分问题。

  1.刑法典第140条与刑法典第143条的区分因素:“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和“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在轰动全国的“福喜食品案”[4]中,涉案的冷冻腌制小牛排等产品属于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但最终法院没有判处被告方成立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而是认定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对此,从刑法规定来看,在食品安全案件中区分适用这两个罪名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两罪共同的基础性因素,即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也正是因为这一要素,伪劣食品必然是伪劣产品;二是两罪专属的差异性要素,即涉案食品是否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和其他严重的食源性疾病。

  在食品安全犯罪案件中,不管把涉案食品认定为伪劣食品还是伪劣产品,都会涉及到“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判断依据。我们认为,应当依照《食品安全法》以及相关规定中对“食品安全标准”的要求来认定。具体而言,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是指不符合食品安全法规定的从事食品生产、经营应当执行的安全标准。从依据上说,食品安全标准应当以国家标准为准。从范围上看,应当包括《食品安全法》有关条款规定的所有安全标准。如其第26条的八项内容。在此基础上,《食品安全法》第33条、第34条规定的关于食品安全标准的具体内容以及禁止生产经营食品、食品添加剂和相关产品等,也是判断食品安全标准的重要依据。这些条款共同构成了“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体系框架。

  由于食品安全标准的范围较广,仅仅认定为生产、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尚不足以表明行为的严重危害性程度,为了准确打击严重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行为,刑法规定涉案食品“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时才构成犯罪。这样一来,后一要素成为限制犯罪行为成立的客观处罚条件,合理约束犯罪圈的范围。如果行政检验检测不能认定涉案食品足以造成上述危险状态,这些食品就不是刑法意义上的“伪劣食品”而是“伪劣产品”。

  2.刑法典第140条与第144条的区分要素:“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客观方面的突出特点,是在生产经营的食品中掺入了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但从罪状与罪名的关系上来看,两者并不一致,即罪状所描述的犯罪对象只是“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而不是罪名中的有毒有害食品。因此,本罪中的伪劣食品,究竟是指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不管食品本身是否有毒害),还是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后具有毒害性的食品,也不无分歧。如果将罪名中的有毒有害食品理解为后者,则前者就不属于本罪中的伪劣食品,而应认定为伪劣产品。但这种观点似乎与罪状所表述的犯罪构成特征不一致,更与司法实践相冲突。

  在最高人民法院编辑出版的指导性案例“张联新、郑荷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5]中,控辩双方的焦点之一是,在检测报告显示张联新炼制的猪油合格并非有毒有害食品的情况下,能否因为猪油原料属于猪肉加工废弃物(即地沟油的一种),而将其行为认定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笔者认为,基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犯罪构成是认定犯罪成立的唯一标准。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已经符合刑法典第144条的规定而构成本罪。即便成品没有毒害性,在常识上不能称之为有毒有害食品,但由于罪名不具认定犯罪的类型化意义,所以把生产、销售过程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行为按照刑法典第144条的规定论处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张联新、郑荷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的判决并无不当。但是,辩方的理由也不无道理,既然本罪的罪名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而无证据表明涉案食品具有毒害性,又如何解释涉案食品会危及公众安全而成立犯罪呢?就此而言,本罪的判决似乎超出了公众的认知范畴——涉案食品不是刑法典第144条罪名所指的有毒有害食品,将其认定为伪劣产品也有合理之处。

  出现这种分歧的原因,是因为刑法在表述本罪的构成要件时只是简单援引了食品安全法规范中的相关规定,忽略了食品安全法与刑法在行为对象上的差异,进而造成了罪状强调非食品原料的毒害性而罪名突出食品的毒害性。食品安全法侧重于对食品生产经营过程的安全性管控,同时辅之以对成品的管理,而刑法作为食品安全法的最后保障法,更应关注于食品本身是否危及公众食品安全。但刑法典第144条的罪状却将刑法规制的重心放在了生产经营过程的安全性上,借助“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这一食品安全法中的非规范概念扩大了刑法的处罚范围,从而把虽然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但食品本身不具有毒害性的情形认定为犯罪,也给司法实践带来了不必要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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