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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环境法与民法典的对接
2016年12月07日 11:14 来源:《法学》 作者:陈海嵩 字号

内容摘要:从发生学上看,首先是环境法学者提出“法律生态化”的主张,开始研究环境法与民法的关系,②并借助民法典起草的“东风”,在2002年全国人大“民法草案”出台后,大力呼吁制定“绿色民法典”,主张将“绿色主义”作为中国民法法典化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建立环境的民法保护体系。二)环境侵权因果关系认定:从立法分配到司法裁量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第66条的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有学者提出,根据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确定性程度的不同,将侵犯人身权的环境侵权分为临床医学型环境侵权与疫学型环境侵权(流行病学型环境侵权),前者因果链条比较明显,易于作出判断,后者的因果关系缺乏科学共识,需要由司法作出基于个案的判断。

关键词:侵权;法典;民法;环境保护;义务;因果;参见;法学;污染;受害人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正确处理环境法与民法典的关系,是当前民法典编纂中的一个重要课题。环境法与民法虽具有紧密联系,但不宜将现行民事立法中的相关环保规定“照搬”纳入民法典。欲实现环境法与民法典的有效对接,需要遵循三个“是否有利于”的标准,体现民法典编纂的前瞻性、本土性和体系性要求。作为私权的“环境权”不应作为新型独立权利在民法典中加以规定,权利话语的张扬也不能确保现实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对环境法与民法典对接的“权利路径”加以反思,而环境义务能够为环境法与民法典的对接提供妥适的解释;环境法与民法典对接的宪法依据是国家环保义务,规范基础是公民环保义务。环境侵权是环境法与民法典对接的重点领域,《侵权责任法》第65条和第66条的规定与司法实践存在明显的脱节与背离。环境侵权归责原则应扬弃无过错责任的一元化适用,在类型化的基础上实现精细适用;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的认定需破除“举证责任倒置”的绝对化分配,实现从立法分配到司法裁量的转变。

  关 键 词:环境法/民法典编纂/环境义务/环境侵权类型化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基于风险的环境治理多元共治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5ZDC03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海嵩,中南大学法学院。

  

  一、从“环境法与民法”到“环境法与民法典”

  (一)环境法与民法:一段注定的“姻缘”

  本世纪初,随着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在我国第四次民法典起草期间,①“民法生态化”成为环境法与民法学者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从发生学上看,首先是环境法学者提出“法律生态化”的主张,开始研究环境法与民法的关系,②并借助民法典起草的“东风”,在2002年全国人大“民法草案”出台后,大力呼吁制定“绿色民法典”,主张将“绿色主义”作为中国民法法典化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建立环境的民法保护体系。③这一呼吁得到民法学者的高度重视与积极响应,“环境法与民法的对话”一时成为法学界的热点议题。更为重要的是,民法学者认识到传统民法在环境保护上的缺陷与不足,开始重视民法在环保领域所具有的价值与功能;有学者则直接将其主持起草的民法典建议稿命名为《绿色民法典草案》,主张通过主体、客体、方式三种途径实现“生态主义的民法典”。④

  时至今日,“民法必须对环境问题的冲击予以回应,以更好地适应民法现代化的要求”⑤已成为民法学者的共识,“民法与环境法的沟通与协调”⑥业已成为环境法学者所不可或缺的知识背景。在此意义上,“环境法与民法的对话”可视为第四次民法典起草中所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为当前我国的民法典编纂提供了知识资源。从立法资源上看,在全国人大“分编审议、分编通过”的立法指导思想下,我国近十年来的重要民事立法中均充分地体现出对环境保护问题的重视,亦应作为“环境法与民法沟通”的例证,具体包括:(1)2007年制定的《物权法》高度重视环境保护、维护生态平衡的先进理念与指导思想,并在制度设计中加以融入。⑦首先,将自然资源纳入调整范围;其次,在所有权尤其是相邻关系制度上突出了环境保护;再次,对用益物权和地役权作了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规定;最后,确认了海域使用权、采矿权、取水权等准用益物权,对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作用。(2)2009年制定的《侵权责任法》专设第八章“环境污染责任”,共4个条文(第65~68条),首次将环境污染致人损害作为独立的特殊侵权类型加以明确,是对20年来我国环境侵权责任立法的总结与强化。⑧此外,2015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针对环境侵权案件专门公布了司法解释,对《侵权责任法》第八章的规定予以细化,⑨体现了“建设美丽中国”背景下环境侵权责任的新发展。

  (二)环境法与民法典:一个未竟的课题

  从前文对学术史的梳理可见,环境法与民法之间的紧密关系已获得公认,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并为随后的民事立法所认可。但是,这是否意味着在当前的第五次民法典起草过程中,可以直接运用学界的“通说”来解决相应的环境保护问题?或者说,在编纂民法典的背景下讨论“环境法与民法典”问题,是否只是十余年前“环境法与民法”讨论的简单重复?借用一句时髦的话:当我们在谈论“环境法与民法典”时,究竟是在谈论什么?

  显然,基于“民法典必须反映资源环境逐渐恶化的社会的特点”⑩的共识,已无必要再谈论“环境法与民法的关系”或者“民法典是否具有环境保护功能”等问题,将环境法与民法典予以“分列”也自然不符合现代法治的发展要求。同时,在新型生态环境问题不断出现的当代风险社会中,环境法已经成为一个内容庞杂且正不断发展的规范体系,具有强烈的国家干预和政府规制的特质;在环境保护的法律手段中,私法手段只是扮演了次要的一个角色。(11)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都绝无可能将环境法“并入”民法典。因此,环境法与民法典既不能截然分开,也不可能完全合一,而是两个相互联系的规范体系。故此,我们所应当考虑的是如何通过适当的方式,在民法典中体现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容。简而言之,如何将环境法与民法典进行有效的“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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