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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逻辑
2021年06月29日 13:50 来源:《行政管理改革》2021年第6期 作者:李鹏 高逸超 字号
2021年06月29日 13:50
来源:《行政管理改革》2021年第6期 作者:李鹏 高逸超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

内容摘要: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

作者简介:

  [摘要] 运用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与经济关系理论,分析中国政党型现代国家的建立,根据革命和建设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制定相应的政治纲领、发展规划和经济政策,形成引领国家经济现代化的内在理论和实践逻辑。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

  [基金项目]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2021年度庆祝建党百年专项项目“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百年道路及经验研究”。

  [作者简介] 李鹏,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高逸超,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以来,“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1]本文通过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逻辑的分析,来解密和认识“中国模式”最关键政治因素——中国共产党,创造“经济奇迹”的内在机理。

  一、问题的提出

  当今世界各国政党已经是政治经济生活的核心力量。西方国家是先有现代国家,后有政党制度,政党制度在议会运行过程中逐渐产生发展。长期以来,西方政党理论以西方政治学和经济学为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把代议制选举、政党轮替、自由市场经济等看成是经济现代化的前提及条件。西方政党制度是西方社会构建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国家的重要制度,代表了资产阶级特定利益集团的利益,它们的政党实践是基于利益诉求差异基础上集团竞争的制度化表现形式。因此,西方政党理论及实践囿于自身体系的局限性,其关注点仅仅是政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具体运行过程,无法透过现象探究政党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本质属性、制度功能、发展趋势等规律性问题,更不能全面解释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现代化的诸多现象。

  “中国社会对政党的内在需求,并不出于运行民主共和政治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凝聚社会、建设现代国家内在需要”。[2]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就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原则,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直接形成独具特色的政党领导现代化国家的建设模式,如今已经形成一个由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多个变量相互耦合构成的有机系统,因此,本文从理论与实践逻辑的内在统一性,研究发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现代化的内在规律。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现代化的理论基础及思想来源

  (一)理论基础:政党是有阶级属性的,只有共产主义政党领导现代化才能代表和实现人民利益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是阶级的组织,是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一定阶级的利益代表。资产阶级政党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组织,是资产阶级进行政治统治的工具,是维护有利于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秩序和社会利益。

  马克思恩格斯是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思考无产阶级解放道路时,创立并形成了无产阶级政党思想及社会主义政党组织,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运动有了真正的领导主体,为未来领导社会主义实践活动奠定了理论前提和组织基础。1847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正义者同盟,“肩负起把这个德国手工业者半密谋、半宣传性的组织改造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重大任务”,[3]   6月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成为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同盟以 “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为目标,[4]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新口号代替原来阶级观点模糊的“人人皆兄弟”的旧口号,从此,这个口号成为震撼全世界资产阶级和团结无产阶级的誓言。1848年《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正式出版,成为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一份完整的纲领性文件。《宣言》全面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特点、方法策略和奋斗目标等理论原理,为共产主义政党政治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宣言》提出,“要使无产阶级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必须“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宣言》强调“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这一任务,成为指导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思想和理论来源。

  (二)思想来源:列宁新型政党国家理论及苏联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实践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5]列宁在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斗争中,逐步摆脱理论困境和组织困难,提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理论。1902 年列宁在《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一文中第一次深刻指出:“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只能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6]之后,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著作中进一步阐述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理论主要内容,指出“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7]“党是阶级的先进觉悟阶层,是阶级的先锋队”;[8]“国家政权的一切政治经济工作都由工人阶级的觉悟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9]列宁的政党学说为无产阶级政党建党立国提供了思想源泉和理论遵循。1917年俄国取得了十月革命伟大胜利,布尔什维克党由革命党上升为执政党,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列宁指出:“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并且为此)就要有更高形式的劳动组织。”[10]在列宁新型政党理论指导下,苏联开启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全面领导政治与经济实践的划时代篇章,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因此,邓小平总结指出,“列宁有个完整的建党的学说,正是因为列宁建立了那么一个好的党,才能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11]

  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末,苏联共产党领导率先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苏联模式”基本制度的主要构成是,“确立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共产党在社会生活中的核心作用和领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在思想领域的指导地位、国家政权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土地、森林、矿山等资源为全民财产、经济管理体制集中制的原则、国民经济计划化、即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管理原则等等”。[12]苏联模式推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1937年其工业总产值就超过德、英、法三国,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1951年苏联的工业产值比1929年增加了12.7倍,同期美国只增加了2倍,[13]为苏联人民取得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198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根据西方经济学家的计算,苏联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率从1929年到 20世纪 50 年代中期(即整个斯大林时期)为 6.7%,1953—1965 年为 6.1%,1966—1970 年为5.3%”;[14]《报告》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20 年间世界上其他国家与苏联工业化的发展作了对比,发现在工业化国家中除了日本和德国,以及所有非市场经济国家外,增长速度都没有苏联快,增长持续时间也没有苏联长。由于历史文化、国际环境等内外原因,苏联模式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严重的体制性问题:政治上高度集权,组织上个人崇拜,经济上过度向计划集中,严重排斥市场经济,强化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经济结构严重失衡,最终演化成为一种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导致了制度性崩溃和国家解体。苏东剧变尽管是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挫折,但为中国借鉴并超越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创造性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提出了时代要求。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现代化的必然性和理论、实践逻辑的演进

  (一)中国共产党建立政党领导型国家的必然性

  现代化尽管是各国和地区发展的共同趋势,但现代化的模式却千差万别,只有找到适合本国国情、有利于本国发展的道路,才能在现代化过程中取得瞩目的成功。中国近代社会大转变是由众多内外因素交织而成的极其复杂的大过程,其轨迹是“衰败化—半边缘化—革命化—现代化”的“四重奏”,通过长期的革命化的重组过程,缓慢地走向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近代以来“在辛亥革命同时发生的其他(国家和地区)革命与反抗运动中都是一样的,那是时代的主旋律。所有这些革命与反抗运动都不是传统的造反,而是为追求现代化而迈出的第一步”。[15]“挑战与应战是文明生存的机制,决定着文明的消失与延续(汤因比);文明复兴的工具是“现代化”。[16]因此,重建现代化的中华文明,必须构建起新的政治结构和经济基础为核心的国家载体。任何一个政党想要在中国这片古老土地上构建现代化国家,必须完成以下基本任务:“一是将政党打造成强有力的领导集体,使‘政党’取代‘民族’成为现代国家构建的核心主体;二是构建统一的制度框架,为现代国家提供依托平台;三是消解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的张力,在个体权利和集体决策之间寻求合理平衡。”[17]

  正是近代中国政党背负的历史使命,促使任何一个政党都将自己定义为社会转型和现代国家构建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领导毫无意外地成为现代国家政治和经济构建的政治前提和制度条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任何人的愿望或意志就能造成中国人民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接受由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郑重的历史选择”。[18]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逻辑的探索、发展

  “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眼界提高了,中国革命也改变了面目”。[19]1921年,党的一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名称,提出“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社会革命”等党的目标等根本原则,义无反顾地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为了把当前斗争与长远目标相结合,1922年党的二大第一次把政治纲领分为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最低纲领是 “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立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全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最高纲领是 “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有机结合,成为中国共产党纲领区别于其他政党纲领的一大特色。

  1939年至1940年年初,毛泽东经过大量创造性理论思考后,形成新民主主义治党建国的基本原则,第一次系统阐述了关于党的领导和国家建设的理论体系。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现在阶段的革命和将来阶段的革命这样两重任务的领导,都是肩负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双肩之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所以“新”,因为它是共产党领导的,以社会主义为前途的。

  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这次会议在党和国家历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第一,修改后的七大党章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全面领导型无产阶级政党的标志,是从革命型领导政党转向建设型领导政党的历史新起点。第二,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毛泽东首次提出了“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现代化奋斗目标,建立“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企业、大工业归国家所有,允许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报告中构建出的中国“现代化社会”的蓝图,初步回答了中国怎样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课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建国纲领。第三,毛泽东在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要以生产力标准评判一个政党的历史作用,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结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消灭日本侵略者,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只有这一切,才能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才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20]

  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中国共产党由延安时期、西柏坡时期的局部执政转向全国执政,由以革命为中心真正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49年6月,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强调“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以此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这是中国社会前进的方向”。[21]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并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中华民族的发展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新的历史纪元。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理论逻辑形成及体系构成

  各国经济现代化有着不同的实现路径,社会主义制度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种适合的发展方式,它能够产生强大的凝聚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大制度优势,“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全面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水平,是我们政治制度的优势;有利于集思广益、凝聚共识,有利于调动各方、形成合力”。[22]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社会主义经济社会现代化以来,带领中国从传统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到创造性进入到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现已进入新时代全面现代化建设新发展阶段,已经逐渐形成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的完整理论逻辑体系。

  (一)坚持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保障和实现更广大人民群众在经济现代化中的根本利益

  西方始自欧洲的政党政治制度中,商人才是政治权力的主要分享者,起源于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使得资本与社会之间达成某种妥协,才输入了作为共同体的利益整合和利益表达机制的政党制度。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政党由于内部意见拉扯和偏向性严重而导致整个社会诉求难以真实表达,而其撕裂性注定无法在更广空间和时间内整合广大民众的利益诉求。因此,西方现代自由主义主张在政府和市场之间寻找平衡,依靠的是一种治理结构抑制另一种治理结构的缺陷。中国共产党创立以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这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始终以“人民性”指引着党的政策制定、执行和实现的全过程。

  中国共产党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经济现代化实践中,注重协调处理好人民的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以中华民族长远发展为出发点,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调动集体性力量和社会资源,最大限度增进国家综合国力,虽然在特定的环境下,可能需要为未来繁荣的利益而牺牲暂时的经济利益,但两个目标从长远来说是和谐一致的。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现代化建设也在最大限度上调动劳动人民的积极性,激发社会各阶层人民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农民在农业生产中的主体地位,激发和调动他们发展农业、建设农村的主动性、积极性;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让千千万万老百姓成为经营的主体、创业的主体、产权的主体和财富的主体;国有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企业由政府的附属物变为市场主体,焕发了企业和职工的发展热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从制度上克服了计划经济弊端,竞争活力、利润激励、成本控制、技术创新等推动发展的经济行为成为常态,人民群众的物质、精神和文化生活水平从温饱快速提升到小康水平。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必须坚持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根本立场,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二)牢牢抓住主要矛盾,增强在复杂环境中经济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定力

  马克思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23]但历史也显现出未来实现有颇多障碍。劳尔·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以及多斯桑托斯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形成的“结构性束缚”的“新依附论”等相关理论都提出了国家间的不平等问题,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封锁和统治对落后国家经济现代化发展产生许多阻碍的事实,意味着所有战略判断要充分考虑国家外部环境变化对本国所造成的影响。

  后发国家理论多主张政府集中资源来快速推进国家的工业化,调动产业融资来实现工业规模和技术复杂性的持续增长,建立现代重工业全方位推行工业化,以在短时间内掌握发达国家在多年来达成的成功商业和技术模式。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现代化的政治纲领、发展战略和具体规划,都是在发展外部环境剖析,国家内、外部优势及挑战充分了解,和未来目标与方向判断的基础上来对资源组织和发展环境进行匹配,以富有灵活性的战略定位确保规划的变化性与稳定性的兼顾。

  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现代化的决策依据是国内主要矛盾的战略判断,这构成了国家制定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首要前提。1956年党的八大指出当时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十三大提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根据这一判断,中国共产党确定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开展各种生产关系改革,在计划经济体制内逐渐引入“竞争性”市场机制来提升社会生产效率。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临近,党的十九大指出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此判断下,党中央提出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在内的新发展理念,用新发展理念来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打破各种僵化观念的束缚,努力探索满足人民利益需要的新的有效途径。

  (三)协调发挥计划与市场的优势,使政府与社会、经济融合为有机整体

  “计划”和“市场”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现代化进程中都曾经采用的经济机制,但长期被视为是两种对立的实现机制。从西方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理论都把自由市场作为理想机制和必要条件予以推崇。但在以发达资本主义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中,并不存在弗里德曼所构想的先进技术爆炸后出现的“扁平世界”,全球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张实际极具侵略性,跨国公司和垄断型企业可以利用其优越的实力来增强对落后企业利益相关者的议价能力,甚至很多大型公司通过兼并和收购引起了全球价值链的扩张和巩固,阻止发展中国家的进入。因此,欠发达国家的“增长本质上是一个政治过程”,[24] “对抗市场经济之扩张的普遍‘集体主义式’的反应,正是自律性市场乌托邦式的原则,给社会带来内在危难之没有争论余地的证明”。[25]市场自由主义者企图将计划经济的失败归结为集体主义对个体性自由的压制不仅有局限性而且有着深深的意识形态偏见。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追赶过程不是单一要素的呈现或抉择,而是国内和国际政治交错下的利益生成和发展增效过程,各国本质上面临的不是经济现代化的“计划逻辑”或是“市场逻辑”之争,而是世界霸权体系中集体行动的生存和个体行动的灭亡之间的生死选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为工业现代化发展积累资金、技术和人才创造了初始条件,由此摆脱马尔萨斯陷阱,尽管这些做法有违西方经典理论逻辑,但历史的可行性恰恰证明了内在的正确性:落后国家通常难以具备先发国家早期工业化所需要的资本积累规模以及足够容量的工业品市场,国家不得不超越分散的市场力量成为社会积累的凝聚中心。“本质上,社会主义是工业文明的内在倾向,这种倾向有意识地试图使自律性市场服膺于民主社会的方法,以超越自律性市场”。[26]著名的西方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承认,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有效的国家组织形式,“能够巩固传统社会过渡过程中的前提条件,发动起飞,把一个社会推向技术成熟”。[27]

  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利用和充分发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优势,加强国防工业建设,成功研制出“两弹一星”,为在后续发展的险峻形势下,赢得了和平建设的时间;建设大量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等形成了相对完备的工业体系,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为改革开放后衍生的大量的私营经济塑造了人才、技术和管理条件;“人口红利”更是成为了改革开放后国家建设大军中的重要力量,这种“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式保障了国家工业化进程的承接连续与国家政权维持相对稳定的社会局面。因此,不同于西方学者在“集权”问题上的成见,中国共产党利用“计划管控”进行的战略性政策安排,充当经济发展火箭稳定器的作用,生成了市场经济顺利实施的初始物质条件。因此,邓小平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从未来趋势看,深度全球化以及国际政治经济的不确定性对“市场韧性”以及政治定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需要“计划性”与“市场性”之间的相互配合,而可以充分统筹政府“计划优势”和“市场优势”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五、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起经济现代化发展机制,推动“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的伟大实践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分别在不同历史时期对“现代化建设”战略进行了定位和步骤设计,始终保持着内在连贯和明确的承接关系:从战略定位看,先后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小康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梦”“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阶段性的战略目标;从战略步骤看,先后作出了“两步走”“三步走”“两个一百年”“两个十五年”等战略性部署和科学性安排;从战略实施手段上,统筹运用计划、市场、规划、法律、行政、资本等各种政策工具,最大化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进步。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创出的这些做法已经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系统的现代化发展机制,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重大成就,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详见下页表1)

表1. 党的战略引领与现代化建设进程

 

  从我国经济现代化建设的成效看:新中国成立后短短3年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全国统一、经济恢复、新区土改完成、政权全面建立、朝鲜战局趋于稳定,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对新政权构成实质性的挑战”的政治局面。[28]1949—1952年社会主义工业占全国工业总产值比重从34.7%上升到56%,工业总产值在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从30%上升到41.5%,其中现代工业产值比重从17%上升到26.6%。[29]1953年1月1日,我国开始执行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始投入到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高潮;“二五”至“五五”期间由于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对规划进行了多次调整,这不仅为后续发展提供了经验支持,也为国民经济体系的完善做出了贡献;“六五”计划开始迈入改革开放的新征程,中国逐步走上发展的快速路;“九五”期末,中国进入世界银行划分的下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实现从下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到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跨越;2020年“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人均GDP从1949年仅有23美元,增加到2019年的10276美元,经济总量从1949年的123亿美元增长到2019年的14.4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奠定扎实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过程中,既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发挥计划和市场经济的长处,又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发挥党的领导、政府的作用和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实现了经济与政治的良性互动。2020年开始,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新征程。当前,西方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仍处于强势地位,我国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更好地吸取和借鉴西方社会的现代成果,使社会主义赢得与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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