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到30年时间里，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从创建政党到取得全国胜利的历程。其间，在“枪杆子”实力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笔杆子”的威力也越来越彰显，“两杆子”相互配合，相得益彰。作为“笔杆子”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报人群体出现之后迅速崛起，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有特色的办报模式和新闻思想，为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报人群体，指的是具有中国共产党党籍，在中国共产党所办报刊中直接从事新闻采写、评论写作和报刊编辑等内容生产工作的记者和编辑，或实际兼任党报党刊领导职务、直接参与党报党刊内容生产的中国共产党（宣传部门）负责人。前者专职生产党报党刊的内容，后者虽是兼职却在参与党报党刊内容生产的同时影响甚至决定着党报党刊的发展方向。

　　在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报人大致可以分为创党初期报人、苏区报人、延安报人及根据地和解放区报人四类。按照前述界定，当时共有244人。其中创党初期报人74位、苏区报人24位、延安报人78位、根据地和解放区报人68位。作为一个群体，这四类报人之间，不是简单的、机械的延续关系。

　　创党初期报人大多由党的宣传部门工作人员兼任。在“苏联模式”的直接影响下，自建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重视报刊工作，很快创建了一批党报党刊、团报团刊和工人报刊，分别由党委宣传部、团中央和团地方宣传部以及工人领导机关宣传部的工作人员亲自担任编撰工作。由于宣传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工作，因此建党初期的中国共产党人绝大多数在党报党刊工作过。在国统区危险、艰难和清苦的环境下，他们积极主动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他们在办报实践中服从党的领导，把自己的报人角色融入党员的要求之中，为探索创办党报党刊的经验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尝试。由于国民党的残酷打压，中共临时中央于1933年初撤出上海并抵达江西，创党之初的报刊活动由此结束。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之后，《红色中华》《青年实话》《红星》《斗争》等一批党政军报刊陆续创办。邓小平、刘伯坚等9位红军报人的出现壮大了苏区报人队伍，这是与创党初期报人队伍在结构上的明显区别。更重要的是，苏区报人认为报刊除了要集中力量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之外，还需要为苏区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服务。因此，配合扩大红军、征集粮食等中共中央和苏维埃政府中心工作进行宣传，成了苏区报人的工作要求。此外，为了解决报社人手紧缺等问题和提高报道的准确性，苏区开始着力在各机关和各地方区委发展通讯员。网格化、系统化的通讯员队伍的建立，为后来“全党办报”思想的提出做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不过，随着“反围剿”的失利，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苏区报刊活动由此结束。

　　长征抵达陕北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很短的时间内重建了政权组织、军事力量和宣传体系。从一开始恢复出版《红色中华》，到出版《新中华报》，再到延安《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等报纸和《解放》《共产党人》《中国文化》《中国工人》等刊物的创办，延安新闻事业很快繁荣起来，报人队伍由此崛起。

　　延安报人的来源构成是多元的。78位延安报人中，张闻天、博古、陆定一、任质斌等10人是经过长征抵达陕北的；来自其他革命根据地和国共合作之后获释出狱而奔赴延安的革命者有20人。而全面抗战开始后受中国共产党吸引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的文化人和知识青年，是延安报人的另一个主要来源。新涌入陕北的知识青年，由于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路线还缺乏真正的、系统的了解，因此首先需要进入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延安的学校学习，之后再经过甄选分配到报刊社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