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担当是与公共职位相联系的履职责任，应当是官员的一种必备精神，但官员的担当精神需要有以利益为出发点的现实基础和时空环境。需要避免仅从精神和原则层面要求官员有担当，而是从实操性制度和支持性民情角度形成官员有担当的可持续性。一方面从履职有依据、激励有效果、监督有意义三个角度形成制度化、常态化的责任履行—追究链条，另一方面应系统性地加强公民教育，涵养人人平等、有责任感、能参与的民情基础。

　　【关键词】担当 公共职位 制度 民情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八大以来，“担当”一词多次出现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当中。人民网2016年11月统计结果显示，自2013年以来，在习近平同志的公开讲话和文章中，担当一词被提及近100次，成为其治国理政的关键词。2015年1月12日，在同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时，习近平同志强调：“干部就要有担当，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就。不能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在反腐和简政放权并举的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社会公众对于个别政府官员不作为的意见也越来越大，要求官员有担当已经成为“上下同欲”。

　　担当是官员的一种必备精神

　　担当就是责任意识，责任与一定的公共职位联系在一起，实则是对公共职位职责的履行意识，是履职责任对人的动机和行为约束。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和公共机构的三定方案并没有对每一个公共职位的履职责任进行描述，公共机构中对每个岗位的职位说明也并不具体，换句话说，每个公共职位的职责边界并不清晰。同时，我国也缺乏公务员职业伦理典则之类的职业操守规定，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官员有担当，更多地是以《公务员法》和散见于党和政府的有关文件中的原则性规定来予以约束。社会公众所追求的是到政府机构办事时，能在最短时间内把事情办成，而对于政府机构内部不同部门不同人员的分工无需了解。当事情办理遭遇程式化的推诿、法定时间内的拖延、不予明确告知所需材料或进展甚至直接拒绝等状况，当事人必然心存不满甚至愤怒，直接产生“官员不作为就是腐败”“官员不担当就是腐败”的说法。我们同样不能忽视的是，持有公共职位的人或者公务人员也是有利益追求的人，也都有在理性计算之后的趋利避害心理，当公务人员的趋利避害心理与社会公众的利益实现产生矛盾的情况下，有担当的官员就成为稀缺品，或者说，“有担当”这个品质就成为社会公众对官员群体的期待。

　　“有担当”是对行为的一种精神化的称道。也就是说，担当是社会公众期许的官员应有的必备精神。但任何精神都是需要有现实基础和落实的时空环境的。仅从精神和原则层面要求官员有担当，是一种道德化的标高，往往更依靠责任内化式的个人修养来达到“内圣外王”的担当效果，缺乏具体的落实情境、方式和激励闭环，官员的担当就是不可持续的。

　　事实上，作为一定公共职位的持有人，官员的担当往往与其职位的责任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责任确定和问责来使官员有担当比强调个人修养更能够保持官员担当的可持续性。正因为如此，我国越来越强调问责机制。如2015年6月26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就指出：“要健全问责机制，坚持有责必问、问责必严，把监督检查、目标考核、责任追究有机结合起来，形成法规制度执行强大推动力。问责的内容、对象、事项、主体、程序、方式都要制度化、程序化。要把法规制度执行情况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检查考核和党政领导干部述职述廉范围，通过严肃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领导责任，让法规制度的力量在反腐倡廉建设中得到充分释放。”

　　综上，与其反复强调官员应有担当精神，不如把重点放在如何涵养官员的担当精神。换言之，我们需要考量的核心在于，如何让官员的担当落到实处，如何使官员的担当可持续，这就需要我们聚焦官员有担当的基础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