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下半年，在北京大学海外名家讲学计划项目的大力支持下,北大经济史学名家系列讲座邀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终身教授，英国皇家史学会终身院士邓钢进行六次主题演讲。本次系列讲座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北京大学社会经济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本文将简述邓钢教授讲座的主旨内容以飨读者。

　　第四讲“清代国家消亡及其经济后果”

　　邓钢教授提出“郡县制”“文官选官制度”“家庭私有土地占有制”和“国家消亡的理念”是中国古代制度的四大发明，对人类的贡献远超中国古代科技四大发明。其中，国家消亡是人类思想史上关于未来发展提出的一种理想境界，这一理念最早可追溯到中国春秋时代的儒家先贤，在清代仁政中首次被付诸实施，并伴随产生了一系列正面和负面的经济后果。

　　儒家先贤首倡“消灭私有制，国家消亡”的双重理念，儒家经典《礼记·礼运》明确提出了同时消灭私有制和国家的“天下为公—大同”、保留私有制和国家的“天下为家—小康”两种治理模式。

　　国家消亡理念在善于学习的女真人（满族）建立的清朝被付诸实施并非巧合。历史上，女真人曾两次入主中原。第一次入主中原形成了宋—辽—金对峙局面，但因武功稍逊于蒙古而于1234年为蒙所灭。女真上层世代精通中原文化，第二次顺治入主中原时，不改明制、推行仁政，在文化、经济和法律制度上与明朝无缝对接。特别地，满族精英完全摒弃了蒙古人排斥汉族、排斥儒家、废除科举、由蒙古人和色目人独掌权力的元朝模式，建立了满汉联合政权的清朝。

　　1712年，康熙下诏“永不加赋”，后雍正进一步明确任凭人口滋生永不加赋。康熙还首创“赈”，即现代福利国家所谓的负税收，后乾隆力推这一仁政。在领土功绩上，顺治合并女真和明两国领土，变三分天下为二分天下，后康熙亲征蒙古、一统天下，帝国版图实现了历史之最。从清以前的中国古代经济史考察，清是人口和GDP总量各占全世界三分之一的超级大国，白银储量约占世界三分之一，识字率、预期寿命和生活水平等同于西欧，赈灾则领先于西欧。

　　然而，始于1712年的永不加赋的清代仁政，最终导致了国家自行消亡。1850年，官员密度下降、仕途机会恶化、常备军被稀释、政府掌控的GDP递减，这一系列重要指标不仅说明国家消亡的事实，同时表明国家消亡是一种自愿行为、自选动作。从清代国家消亡的后果来看，一方面，产生了一种守夜人政府，带来了政府对社会的负担递减、基层村社自治、市场自由、藏富于民等正面后果。另一方面，国家过早消亡导致了一系列负面后果。首先，国防力量不足以防御内患外敌，国内政局出现不稳，典型如1790年白莲教起义、1850—1870年的全国暴乱。这些暴乱不仅导致江南经济被完全摧毁、人口伤亡严重，且由于中央政府边缘化，各省倾向于独立，转向列强寻求外援、瓜分势力范围，致使清朝于1911年灭亡。其次，政府几近破产，财政损失高达90%，但因恪守永不加赋的祖训而被迫向外借款。最终清政府与12个列强签订了73款不平等条约，重演了宋—辽模式。正是由于国家消亡、国家功能整体丧失，晚清自强运动、洋务运动甚至各省的独立倾向，都可以理解为国家重建。

　　本次讲座的评论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生态史研究中心主任夏明方，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清华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仲伟民担任。

　　夏明方教授指出对于清朝由盛转衰的动力学，邓钢教授强调国家消亡的内部作用，提出了类似中国中心观的解释。但邓钢教授提到的国家并非指实体存在，而主要是在讨论能力建设问题，所以清朝后期国家消亡的成因除了有意识的收缩外，应还有被迫成分。其次，邓钢教授基于可与西方媲美甚至超越西方的现代制度肯定清朝，但在清朝后期的衰亡问题上，或许还应考虑清代制度本身的特色和国家建构过程中的负面性的作用。此外，制度之现代性的衡量标准及其对于中国历史的适用性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仲伟民教授指出，邓钢教授的报告具有视野宏观、理论性强、中西比较与贯通三大显著特点，同时就报告的论点和史实细节进行了点评。其一，以家庭私有制和国家消亡作为中国古代制度发明的根据和逻辑有待进一步澄清。其二，在清朝永不加赋是福利国家开始的判断、八旗兵不参与鸦片战争的原因以及中日比较的个别判断方面，需要在史实细节方面再作探讨。

　　第五讲“中国经济发展的直路和弯路——从历史的经验看中国近现代发展走向”

　　邓钢教授提出了影响资源配置的两种定价机制：价格市场导向和价格国家导向，前者保持价格真实，是最佳选择。市场的特点是可以自行清空，既不存在长期剩余，也不存在长期短缺，他将其定义为“直路”；而后者使得价格失真，是次佳选择，此时出现了偏好，他将其定义为“弯路”。邓钢教授从供需曲线出发在理论层面分析了价格市场导向、国家导向和国家导向向市场经济回归三种情况，并从农业和非农生产可能性边界及其均衡角度阐释在重农和重商经济结构下的市场出清情况。

　　邓钢教授指出，从历史经验来看人类历史有一个共同的起点、三个不同的归宿。他认为假如没有国家的强烈的干预，人类历史共同的起点是混合经济。而三个不同的归宿分别是重农、重工商和坚持混合经济。美国的经济就是坚持混合经济，基本自给自足。中国历史上是重农经济，通过国家干预放弃混合经济。而英国走的是相反的道路，通过国家干预从混合经济转变为重商经济，并最终导致英国出现低人口、高人均收入的结果。邓钢教授用无差异曲线表示一国GDP总量，在无差异曲线给定时，人口与人均收入互相置换。而在GDP总量给定、无偏好时，135度线的人口-人均收入平衡线是帕累托最优状态。在此框架下，他认为美国恪守混合经济，中国的重农经济和英国的重商道路均偏离“无偏好平衡线”。

　　邓钢教授认为春秋至西汉时期中国是混合经济，可假定为“无偏好平衡状态”。中国西汉时期结束混合经济，首先抑商，即人为地打压商人和商业，增加经商的成本和风险，然后才推行重农，这明显是政府参与资源配置。而从汉至唐中国偏离无偏好平衡状态，出现“人口偏好”。这一时期国家干预经济，重本抑末、重农抑商，经济发展采用的是国家引领策略，使得价格失真，属于次佳选择。宋代是一次向混合经济的完美回归，市场开始把价格搞对，但这条“直路”因为外族入侵和征服未能走完。元代是经济大倒退时期。明代是国家导向的经济恢复时期，当时的重农有特定的种族，文化和国防原因。到了近现代：清代于1712年开始国家消亡，到1800年全面返回混合经济。此时中国的人均GDP 与英国持平，但以GDP总量计算的国力，应数倍于英国，这一阶段属于“弯路改直”。1800年后，中国人均GDP出现V型走向。从1950-1980，中国总人口增长了一倍，上升到八亿，而年人均GDP仅为192 美元，说明经济退回到偏好人口的重农状态，“直路改弯”。邓小平改革之后到今天，中国重返混合经济并进入重商经济，实现“弯路改直”。

　　邓钢教授最后总结：最优资源配置的落脚点是135度无偏好平衡线，实现了帕累托最优。就中国两千年历史而言，在“市场-国家”的博弈中，国家有把价格“搞错”、使价格失真的动机和手段。由此可以推断中国之所以在1750年之后落后于西方是因为背离了帕累托最优，而宋代、1800年和邓小平改革导致中国实现三次飞跃式的经济增长都与市场经济和最佳资源配置相关，证明帕累托最优的确存在。

　　本次讲座的评论人由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主任兰日旭教授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常明明担任。

　　兰日旭教授认为邓钢教授通过设定资源配置的方式，清晰地梳理了中国几千年的经济发展路径选择，非常具有启发性。他提出了自己的三点思考：第一，兰日旭教授自己从中国与欧洲地缘政治的比较研究中也得出了和邓钢教授类似的结论，即历史上的国家干预经济是一种次佳选择。第二，从明到清中国由国家干预转向混合经济，这与此后的大分流之间的关联或许可以进一步讨论。第三，他认为邓钢教授在对改革开放后中国发展混合经济进行定位时，或许可以将之前工业化道路选择中国家的重工业政策倾向纳入思考。

　　常明明教授从讲座的研究内容、方法和系统逻辑性方面进行了点评。他指出，邓钢教授从基本的经济学理论出发，用反事实推理的研究方法，假定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下的经济增长结果，讨论了从汉代一直到当前整个中国经济增长的路径选择，在系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最佳资源配置是135度无偏好平衡线，实现帕累托最优的结论，给人以很强的启发性。

　　第六讲“中国改革的“体”和“用”的互动”

　　邓钢教授首先指出，“体用”之争是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相较西方而言独有的议题。邓钢教授以此为线索切入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把“体用”之争的演进划分为五个历史时期，逐一进行剖析。

　　1575年到1860年是中西合璧的西学东渐时期。这一时期的来华传教士作为西方文明的代表者受到中国精英的欢迎和接纳。中国精英对西方科技态度积极，例如《明史·历志》具有元代历书所没有的西方理论因素。此外，中国还大规模引进西方科技成果，包括天文仪器、精密仪器（如自鸣钟）甚至西方兵器（如15世纪欧洲的单兵火器和火炮）。与此同时，贵金属货币也大量传入中国。总之，这一阶段双方的交流非常平和、进程缓慢且互相尊重，是文艺复兴以后，西方精英和东方精英在最高层次上展开交流的时期。

　　1860年到1911年可称之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西合璧”时期。由于清代国家消亡的实践，国家已逐渐形同虚设，中学在国家治理和经济治理中也失去实际的约束力。因此，这一时期中国开始提倡西学为用，不仅包括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还包括借鉴外国的廉价贷款。太平天国起义迫使清廷放弃回避制度，结果成就了以曾国藩等封疆大吏为代表的新式省督实际上形成武装割据。在财政方面，各省一方面独自加征厘金，另一方面广泛利用西方低息贷款。各省武装割据伴随产生了省督彼此不团结的通病，甲午海战中南洋水师拥兵自重、义和团事件背景下的东南互保主张即是证明。由此，1911年辛亥革命不流血即能推翻清政府，赢得各省积极响应，就非常容易理解了。

　　1912年到1923年是以严复的伪西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全盘西化时期。邓钢教授对比了严复译本观点和赫胥黎原著观点，指出严复实际以赫胥黎之名杜撰了主张放弃中庸之道、提倡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而赫胥黎本人则是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然而，严复的伪西学由于为当时中国精英的武装割据提供了理论依据而被普遍接受。在实践层面发生的1916年到1927年军阀混战，背后的逻辑实是在无意中沦为列强在华代理战争。与此同时，洋务运动对中国现代化的推动则极为有限，从中国的现代工业就业人口的数量和分布以及工业区的形成来看，中国的传统经济结构并未被颠覆。因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西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两种尝试基本是失败的。

　　1921年到1980年是俄学为体、俄学为用时期。1949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明确提出走俄国人的路。中国启动了计划经济、进口替代模式，旨在以最快的速度把中国打造成第二个苏联。从夺取政权、土地改革、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等重大决策的完成时间来看，中国的确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然而，俄学过快的代价则是中国农业萎缩、人均消费食品不足，甚至出现了与计划经济本身不相称的五个经济波动周期，说明俄学为体、俄学为用对中国来说相当震撼，它本身不是很稳定的一个体系。特别地，俄式模式产生了高工业GDP和低都市化的悖论。对比国际经验数据，中国在工业GDP份额与都市化率之间的匹配上是一个明显的例外。在价格剪刀差的推动下，这一时期中国重工业投资力度很大，但由于重工业并不创造就业，结果中国始终维持了农业国的结构。

　　1980年以后是俄学为体、西学为用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的发展模式放弃了进口替代，转向直接利用外国的资源、材料、技术、市场的出口导向发展策略来实现工业化。从大分流情况来看，从宋代直到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的人均收入曲线基本上是和西方反向而行的，而在邓小平1980年改革以后，中国与世界经济开始同步，走向“大合流”。不过，由于中国出口的制造业产品的收入弹性高、价格弹性高，而中国强大的工业品竞争力会导致西方七国失业上升、收入下降，这一主要需求市场萎缩将迫使中国不断降低价格，利润空间不断被压缩，因此中国这一发展模式存在一个可持续性难题。

　　本次讲座的评论人由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朱恒鹏教授，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刘志铭教授担任。

　　朱恒鹏教授指出体用之辩是我们在走向民族国家、建立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的过程中，如何形成一种共同体观念的过程。具有现实意义的是，中国曾经采取以俄为用工业化模式的地区在今天基本都陷入发展困难，这是今天强调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过程中需要反思的问题。同时，朱恒鹏教授建议结合当时各省独立的财权和货币发行权对武装割据进行论证，并就严复的伪西学判断引发的思想与历史进程之间的互动关系、应该结合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变迁来讨论中国模式的可持续性问题、以及评价历史的方式等方面提出了不同见解。刘志铭教授认为报告深入探讨了制度变迁的思想基础问题，这一视角非常重要，且邓钢教授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应对内部危机的主动反应、清末各省武装割据导致清王朝瓦解、俄学为体俄学为用的效果解释等见解非常有新意。不过，俄学为体、俄学为用选择或许还应考虑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基础。同时，在俄学为体、西学为用阶段，面对未来的改革思想资源的选择，当如何挖掘我们本土的思想文化资源，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周建波教授认为邓钢教授本次讲座提出了制度变迁的思想文化资源问题。其中，俄学提高了中国的国家能力，解决了宏观管理问题，但释放微观活力则是改革开放以后在欧美西学和本土文化基础上进行的。

　　至此，邓钢教授的六次系列报告圆满结束。邓钢教授还特别感谢北大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高端讲台，希望今后与北大经济史学合力为振兴中国经济史奋斗。周建波教授最后则从三个方面对本次系列讲座的内容进行了回顾总结。在治学方面，邓钢教授不仅能够坚持问题导向，拥有国际化视野，扎实的历史考据功底和严谨的经济学分析，更难能可贵的是能够将自己的理论假说自成一体，提出独树一帜的观点和见解。在教学风格上，邓钢教授一丝不苟，六次讲座都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在网络直播中，有大量学者共同参与了系列讲座，并表示邓钢教授的观点总让人耳目一新。同时，邓钢教授在学术研究时使用了客观科学的方法论，但在解读历史时，邓钢教授强烈的爱国之情，以及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赞美和叹惋都直接流露在他激情洋溢的讲演之中，以上种种都值得青年学者认真学习。

　　【主讲人简介】

　　邓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终身教授，英国皇家史学会终身院士，伦敦商务孔子学院副院长。师承英国经济史学家艾瑞克琼斯（Eric L. Jones）。曾任南开大学、清华大学、意大利都灵大学等客座教授，北大—LSE暑期班管理委员。目前担任麦克米兰出版社（Palgrave Macmillan Press）世界经济史系列主编。1994年获“世界经济学会全会四年一度最佳博士论文奖”。研究专长为中国长周期经济增长；东亚现代化；中西经济发展比较。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