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 2020年7月20日下午，“历史上的国家能力与经济发展”云工作坊通过腾讯视频会议形式在线上举办。工作坊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社会经济史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主办，《学习与探索》杂志社协办。

“历史上的国家能力与经济发展”云工作坊部分与会学者。沈博/供图

特邀嘉宾王绍光教授主题报告。沈博/供图

　　本次会议首先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荣休讲座教授王绍光作“国家能力与经济发展”的特邀主题报告。王绍光教授认为近现代西方崛起国家的强制力量与经济增长关系密切。这种强制力量对外的表现是西欧率先崛起的国家大多曾深度卷入殖民主义、奴隶贸易等活动；对内的表现是组建常备军与专业全职警察队伍，创造内部和平环境。国家强制力量的兴起还促进了人才培养，管理组织模式的发展。首先，他特别强调，国家能力并非单一的能力，而是强制力量、汲取能力与其它几种能力的组合，因此对它无法进行精准的定量测度。其次，在探讨国家能力时，要明确国家所处的特定时期和历史背景，这样才能知道，哪种能力最为关键。第三，国家能力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对比的是主要竞争对手与面临的主要挑战；主要竞争对手越强、挑战越大，国家能力也应该越强；反之亦然。第四，国家能力是个度的概念，也许它有底线要求，但绝非越强越好；何为“适度”也没有固定标准。最后，国家能力只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缺乏国家能力，经济不可能发展；但具有国家能力，经济也不一定能发展，还需要其它条件。这种必要条件，既可以用来做坏事（如殖民主义、奴隶贸易），也可以用来做好事。一言以蔽之，国家能力是解决公共问题、集体问题的基础能力。

　　王绍光教授最后还指出了中国崛起的重要意义。第一，不对外侵略、未实行殖民主义的国家也可以发展起来；第二，东方文明古国也可以发展起来；第三，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也可以翻身；第四，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发展起来；第五，人口十亿以上的大国也可以发展起来；最后，只要走对路，经济发展可以长期持续。

　　会议第一阶段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讲师、中国人民大学杰出青年学者林展主持，五位学者依次进行了报告。

马啸助理教授主题报告。沈博/供图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马啸以《官僚权利与权力分享——一个分配政治的视角》（Bureaucratic Structure and Power Sharing: A Distributive Politics Perspective）为题进行了报告。马啸助理教授认为，他关注的问题是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背后的分配政治逻辑。对该问题，前人曾提出两种理论予以解释。第一种理论提出“购买忠诚”（Loyalty Purchasing）的分配政治逻辑。政治研究发现政府资源分配往往与选举时间、在任政党得票率或统治者个人关系呈现强相关。购买忠诚与给予忠诚之间存在时间先后顺序，对于基础设施这类需要长时间建设，一经建设难以短期退出的项目而言时间差更大，这就带来了可信承诺问题（Commitment Problem）。此外，购买忠诚的理论暗含了统治者拥有支配大部分资源权力的假设，但这一假设本身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第二种理论试图通过“技术官僚”（Technocratic Solution）的视角解释。该理论假设存在独立性较强的技术官僚进行政策制定和资源分配，其政策制定思路具有长期的逻辑连贯性。在此之上，马啸助理教授提出专业化、相对独立官僚团体内部存在碎片化结构，碎片化程度的高低对于统治者权力具有不同程度的限制。对于基础设施政策而言，由于需要大量的基层和专业化信息，官僚团体内部碎片化程度高，对于统治者的决策权力限制较大，因此这类资源的分配模式更加遵循的是由下往上的博弈逻辑。而其他领域，可能决策权力更为集中，更偏向购买忠诚理论所解释的模式。

席天扬助理教授主题报告。沈博/供图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助理教授席天扬以《分权的中兴——来自晚清国家能力与冲突的证据》为题进行了报告。席天扬助理教授首先把国家能力研究置于中国语境下，聚焦财政权力在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分配，并具体以太平天国战争冲击引致的清朝的财政分权来研究分权与国家能力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清朝财政体制的集权和税收的原额主义特征，尽管能平稳适应承平时期的需要，却难以应对大规模冲击。面对清朝中后期数次大规模军事战乱特别是太平天国战争施加的财政压力，加收地丁和耗羡、解协饷制度、捐纳、海关关税、发行公债等手段均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短期大规模财政收入扩张的需求，厘金制度由此应运而生。因此，厘金应当视为一种对清朝财政体制的外生的制度化冲击，并推断厘金引起的财政分权可能导致公共品供给改善、地方割据倾向增强。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显示，厘金充足的省份可以更快地平息新的武装冲突，与此同时，厘金收入显著促进了督抚和布政史在同一辖区内的晋升，且财政自主的省份在地方财政协饷的转移支付、废除科举、辛亥革命后宣布独立等方面表现出更强的自主性，从而支持了前述假说。

郝煜副教授主题报告。沈博/供图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副主任、长聘副教授郝煜以《从火耗归公到钱漕归章：政府间的可信承诺问题和财政合理化改革的成败》为题进行了报告。郝煜副教授认为，清代的财政史大概可以概括为两个循环：第一个是从清代初年到嘉庆道光年间，第二个是从太平天国之后一直到清末。这两个循环的起点都是一种“蒙住眼的分权”，即地方政府收取各种附加税费来为地方经费融资，相应滋生的腐败问题也十分严重。改革的主要措施是推行一种“睁开眼的分权”，也就是将地方政府的附加税合法化和定额化，甚至更加激进地推行“收支两条线的集权”，即地方政府把合法化的附加税上交，中央再以转移支付的方式下拨给地方政府作为其主要的经费来源。然而，随着合法化的附加税被不断上收、并为上级的支出买单，同时中央承诺的转移支付不能兑现，地方政府又将征收新的不透明、不合法的附加税，从而回到了原点——“蒙住眼的分权”。因此，清代火耗归公和钱漕改章等财政改革可以总结为：“正赋以供国用，耗羡以养廉员，耗外加耗之弊，虽峻防之,其流有所不能止也。”

孙圣民教授主题报告。沈博/供图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孙圣民以《马克思主义传播、国家能力、制度差异与经济发展——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历史起源》为题进行了报告。孙圣民教授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这与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能力密不可分，而后者又脱胎于早期革命时期发展出来的组织文化和治理理念。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政党文化，对中国的国家能力塑造、制度建设和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为检验上述假说，孙圣民教授及其合作者利用中国120个地级市的历史和现实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定量比较了外来人力资本、本土人力资本和以马克思主义传播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制度水平的差异对区域经济发展状况有着显著影响，且相比于本土和外来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制度对地区经济发展有更大的正向作用。这一结论为中国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历史解说和实证支持，丰富了对中国四十年经济增长的理解，为进一步扩大开放、接受新知、交融文化、鼓励创新提供了学理支撑。

周建波教授主题报告。沈博/供图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主任周建波教授以《中外文化交融、制度创新与盛唐的产生》为题进行了报告。周建波教授认为中古时期佛教热推动下社会环境的安定和中原儒学的复兴，再加上北朝游牧族政权的强大，形成了佛化、汉化、胡化的多元文化环境，由此开展了诸如均田制、府兵制、按贤能选拔人才（科举制的前身）等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制度创新，为提高国家能力，推动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奠定了基础。及至隋唐大一统国家时期，佛教继续在巩固民族大融合，建立睦邻友好的国际关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只是众生平等思想的重点从经济平等转向政治平等；儒学主要在推动社会合作的制度建设方面发挥作用，胡化则在尚武的基础上进一步转向异域物质、精神产品的广泛使用。并推动唐王朝增加交通、水利、国防等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劳动力及其与之配合的驴、牛、马等生产工具的供应，增加教育、公共卫生等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源质量的投入，以及推动有利于调动全社会积极性，体现了众生平等精神的科举取士、解放奴婢等，为兼容并蓄的盛唐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和制度基础。安史之乱后，盛唐光辉不再，一个重要的原因当与中古宗教热时期，全社会偏重于追求自我利益，而对社会利益、公共利益关心不够，甚至为了个人的利益不惜牺牲社会利益的风气的流行分不开。这就是唐中叶后韩愈、柳宗元发起“古文运动”，要求文以载道，立志扫除包括佛教、道教在内的一切六朝遗毒，上接两汉儒学、恢复周孔儒家道统的原因，也是儒家为什么从制度建设转向心性建设，从外王转向为内圣的原因。

　　会议第二阶段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副教授，经济学院副院长张亚光主持，多名学者就主题报告内容进行了评议。

专家学者对主题报告内容进行点评。沈博/供图

　　《学习与探索》杂志副主编房宏琳表示，本次会议主题报告质量极高，评议专家均是学界各领域的权威代表。《学习与探索》作为黑龙江社科院旗下学术期刊，全力支持经济史学的研究，并诚挚为专家学者提供优质的成果发表平台。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袁为鹏认为将马啸助理教授的研究涉及基础设施建设背后的动机，这里面存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协调，工程建设周期和官员任期值得纳入博弈的分析框架。而历史学与政治学、经济学理论跨学科研究确实可以带给我们更多思考。

　　清华大学访问教授、哥德堡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郑京海指出，西方社科界整个理论都基于人的自私假设，因此导致错误的公共政策理论。而错误的公共政策进一步导致出现社会政治经济危机是必然的。这次美国在疫情的应对上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就是一个实证。萨缪尔森新古典综合框架成立的基本假设是：消费者是自利的，企业是牟利的，而政府则必须是“为人民服务”的。目前还找不到比这些更好的假设。西方学界一厢情愿地抛弃政府“为人民服务”的假设，一味地试图通过“人人自私”的假设，依赖数学建模来寻找次优，似乎在不少情况下已经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对于周建波教授关于盛唐时期的文章，郑京海教授注意到文中关于盛唐后，可能是意识形态问题导致社会经济的衰败的猜测。他认为，总体上来讲，中西方两者的共性在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最高地位。在西方是宗教，在东方是官方根据国情民意选定的主流学说。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楠认为席天扬助理教授的研究在理论上对“西方中心论”和西方经验普适性问题提出了一定挑战，并且拓展了太平天国战争本身的经济社会政治影响的研究。建议实证研究部分对于核心变量进行进一步定义和测度、也可以考虑从官员升迁、科举制度等视角考察国家能力。

　　河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宋丙涛教授积极评价了郝煜副教授试图把财政史研究放在一个制度比较框架之内的努力，尤其在清朝的财政能力构建和近代英国公共财政体制构建之间进行的对比，分析了郝煜副教授将国家与精英、精英与大众区别对待的结构性意义，以及考虑技术条件、空间分布等因素对于财政体制结构选择影响的价值。当然，宋丙涛教授建议增加用中国传统经济概念分析清朝财政体制的角度，并建议可否用积极的眼光，比如用类似摸着石头过河的角度来看待清朝财政体制改革的制度探索价值。

　　广州大学经济与统计学院教授邓宏图认为孙圣民教授的研究聚焦于国家能力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解释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逻辑关系；但在国家能力的界定、计划经济的特殊性、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塑造能力等问题上还有较大的探讨空间。要注意不同的根据地成立的时间，也要注意根据地所处的地区，它们如何把当年的组织动员能力作为一种政治遗产而和各地不同的禀赋条件结合起来，形成了不同地区（城市）的经济增长的差异性，其间的机制要厘析清楚。此外，要注意一个事实，即外来的宗教（如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很可能与国家能力的取向是相悖的，在做实证分析时要充分注意到这一点。

　　中国社科院政治研究所教授、《经济研究》原常务副主编郑洪亮认为周建波教授有关文化与经济的选题很有价值，亦兼具挑战性。对于多元文化的研究，既要考虑多元文化带来的制度创新，也要考虑到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冲击。建议进一步完善对于文化和经济发展相关指标的定量测度，以及加强经济学理论的相关分析。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龙登高表示20世纪主流思潮以为集权国家无所不能，控制了一切资源，因此阻碍了中国经济及其近代化。今天的新成果则认为清朝国家能力弱，在近代化转型中缺位，这是一种新的研究思路。我认为清朝侧重于通过简炼的官僚体系维持大一统，而对基层社会及其公共领域则以间接管理方式展开，并且士绅与民间组织对官僚体系产生一定的制衡作用。

　　王绍光教授最后再次总结，国家能力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并不能将国家管得越多就等同于国家能力越强大。集权能力是国家能力的一个维度，而且是比较方便测度量化的一个维度，但我们还需要通过更多的维度去思考这一问题。国家能力应该被定义为实现政策意志的能力，这其中重点体现了国家干预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