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干部作为党的领导和国家政权在基层“最高”执行官，与国家命运同呼吸，与和谐发展共存在，国家意图在农村的实现最终都要靠他们直接去兑现、去延伸。

　　关于村干部角色行为的研究有两种取向：一是对村干部“名”的研究，即政治吸引力和发展前途；二是对村干部“利”的研究，即既得利益和潜在利益。本文着重围绕村干部的工作、生活现状，以中部X县G镇B村为抽样样本，对村支部书记石毅的工作生活进行了深入描述和剖析，以期分析其日常角色行为逻辑。

　　初识B村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标志，尤其是江苏省海盐县的“就地城镇化”探索，为未来中国城镇化路径的选择提供了一个鲜活样本。而我也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的场域条件下进入我接下来所要研究的这个村的。

　　杏花春雨小巷，拱桥流水人家，浅浅的水，蜿蜒流在曲折狭窄的河道里，流过桥洞，流过古街，流过人家。河水倒映着蓝天、白云、绿柳、红花，色彩斑斓，沿河的人家挂起一串串红红的灯笼，投射水中，伴着荡漾的波纹，潺潺流动，搅碎了一河的宁静。

　　这是我对G镇B村的第一印象，特色独栋别墅林立，红墙碧瓦，雕花的木窗，暗红的门面，斑驳的墙壁，记录一座“袖珍小城”土家山村的拔地而起。

　　刚来B村，时逢初夏，村里“党员群众服务中心”建设如火如荼，机器的轰鸣声此起彼伏，一辆辆大型混凝土罐车来回穿梭，工程建设现场戴一个着安全帽的中年男子，蹲在刚刚浇筑的场坝边缘，用一把小锤子帮修路工人压钢丝线。现场陪同人员介绍说，这就是村支书石毅。

　　初见石毅，他身着一件浅蓝色格子衬衫，每一个纽扣都扣得规规矩矩，板正而有型，下身西装裤，尽管沾染了施工现场的些许尘灰，但裤缝整齐程度仍不失其固有的体面。经人互相介绍后，他迅速从裤兜里面掏出面巾纸擦手后，热情地向我们走来，并从左边口袋掏出香烟，每人撒了一根，腕间的手表在阳光的映射下闪烁着刺眼的光。

　　石毅所在的B村是X县“就地城镇化”样B村，我因工作缘由到过数次，对这位群众广泛称道“富翁”支书更是早有耳闻，只是一直没有机会深入接触，恰逢全州新型城镇化调研之际，我见到了这位“久闻其名”的村支书，并有了间断数天的逗留，了解了“百万富翁”村支书的治村之道。

　　临危受命

　　“其实前几年，我们村远不是现在这样子的，当时村里的书记曾立在特色民居项目建设中出现经济问题被免职，留下的一个欠了一屁股债的村部，当时想选个书记出来，那时候可不是争着当，都是让着当的，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乡里出面给老石做工作，老石就这么半不情愿的‘上台’了。”在前来拜访石毅的路上，随行人员介绍起了他当村支书的“传奇”经历。

　　“为什么是石毅？乡里肯定是有所考量的，他土生土长在村里，还是乡林站改制的职工，这几年经营“东门关大酒店”，还到处有承包的工程，赚了不少钱，据说光房子在武汉都买了好几套呢，在我们农村就是这样，家底殷实的人号召力就强一些，再说他不缺钱，根本不会去贪村里那点钱，这是做主要的。”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日益市场化，群众诉求逐渐从温饱上升到更高层次的物质精神追求，他们迫切希望走向富裕，迫切希望有能人带领他们走向富裕，不可否认，这些都是塑成村庄基层民主政治的土壤。从另一方面来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号召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共同富裕，因此先富群体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在农村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必然大于一般群众，村民对其存在一种自然的尊敬，而地方政府，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地方政府部门，对富人担任村支书的态度同样是积极促成，甚至会主动劝说致富能人党员担任村支书，并将其带动性发展经济的行为，作为解决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困难和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一种办法。

　　治村不是经商，做生意的那一套用在村里根本不起作用，面对一个只有一间破旧村委会的烂摊子，石毅发了愁：村“两委”几乎瘫痪，村集体账目混乱，集体款项为零，还欠村民30多万元债务，村民上访不断。新官上任三把火，面对30多万的债务，石毅第一把火烧起来就有点难，更不免会有群众质疑“多少人都干不好这个村支书，都说无商不奸，他石毅一个做生意的能行？”

　　确实，上届村“两委”在调整产业结构中，号召大家种植柑橘，搞村办柑橘加工厂，因为贷不下款，只能以较高利息向手头有点活钱的村民借钱。后来，工厂办起来了，但农民种柑橘在行，搞加工厂毕竟是外行，质量上不去，以次充好，产品卖不出去，村里包销路的承诺后来也成了泡影，失败的项目留下连本带利30多万债务，不止村“两委”威信全无，更没人敢轻易尝试产业结构调整的路子。

　　“空壳村”负债累累，基础设施建设当然更是跟不上，“村里土路多，一旦遇到雨雪天气就泥泞不堪，出行非常困难，因为路太烂，山上的笋子、野生猕猴桃1块钱一斤都卖不出去。”村民们时常抱怨村干部没用，4年前就集资了5万多元的修路费，但一直争取不到项目支持，修公路的事一搁再搁，筹集款也只能退还大家。

　　市场经济大背景下，村民追求随着经济大潮愈加多元化，多数村庄也屡屡尝试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来增加农民收入，但不成功的例子太多，屡屡失败的结果更是增加了群众对政府带富能力的质疑，同时也更使他们萌生了“求人不如求己”的想法，于是选富人“当政”，靠“支书”带领的现象开始普遍起来，这也直接导致了少数村出现富人“贿选”行为，选举前承诺私人出资修桥补路、安装路灯，当选后有的“假公济私”，有的继续“以私济公”最终“自负亏损”，基层政权“信任危机”随即伴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