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始于两宋之际,有一定的环境因素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大概从春秋时期开始,一些基本经济区如成都盆地、关中平原、华北平原、太湖流域等,随着区域开发的加深和扩大,区域之间的相互争夺,以及开发带来的环境变化,已成积渐之势。到了唐宋时代,整个气候环境属于温暖湿润的状态,尽管当中有若干年份出现过运河冰封或南方荔枝被冻死的极端现象,但总体上是一个回暖的时期。历史上人们在倡导水利的同时,对水利的荒怠也时常发生从整个东方国家的历史来说,水利确实是一个极重要的社会公共工程,是农业生产的基础。许多水利专家与一些地方官员,都知道环境变化对社会生活的影响,都为规复水利、改善民生作出了一定的努力。
关键词:水利;归有光;湖州;唐宋;经营方式;生活;经济区;植被;农田;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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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始于两宋之际,有一定的环境因素
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大概从春秋时期开始,一些基本经济区如成都盆地、关中平原、华北平原、太湖流域等,随着区域开发的加深和扩大,区域之间的相互争夺,以及开发带来的环境变化,已成积渐之势。 到了唐宋时代,整个气候环境属于温暖湿润的状态,尽管当中有若干年份出现过运河冰封或南方荔枝被冻死的极端现象,但总体上是一个回暖的时期。根据竺可桢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彼时的温暖期已越来越短,温暖程度也越来越弱,而寒冷期则越来越长,强度逐步增大。明清两代处于全球范围内的冰河扩张时期,故也称“明清小冰期”。根据明末清初谈迁《北游录》等资料中的物候记载,可以推断北京地区冬季气温比今天约低2℃。
至于植被,自唐宋以后,开发最早的那些地方,像河北平原,天然植被大幅度减少,严重影响了生态平衡。北方的一些沙漠,大多是出于人为的原因而逐步形成的。在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破坏、过度垦殖以及战争等因素的影响下,地表出现严重侵蚀,沙化面积大幅扩大。
本来,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区或文化区全在北方或关中,北宋时期已基本转移至黄河下游。《水浒传》中讲到的河北大名府,就是北宋的四大京之一,十分繁华,可与东京开封府媲美。据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的说法,北宋政府为了营建这个京城,耗费了五年时间。这需要耗去大量的木材及相关资源,日常生活中的燃料也多来自木材。植被因而日渐稀少,经济作物桑树甚至成了建筑材料与生活燃料的替代品。欧阳修在其《文忠集》中曾说过:“河北、京东诸州军,见修防城器具,民间配率甚多。澶州、濮州地少林木,即今澶州之民无木植送纳,尽伐桑柘纳官。”而此时黄河的泛滥一度十分严重,生存环境大为恶化。河北平原上重要的河道迁徙变化同样无常,黄河较大的改道,约平均十年即发生一次。原来繁华的大名府境内,已芦茅相望,斥卤频生。除了这些,还有可怕的旱灾与蝗灾。明代的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指出,蝗虫多集中于“幽涿以南,长淮以北,青兖以西,梁宋以东”。黄河下游的这片地区,正是中国蝗患区的中心。
从这个角度来说,历史上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发生在两宋之际,是有一定的环境背景的。至于宋金、宋元、元明、明清等王朝之间的战火,不但使饥民大增,更令环境遭受重创。
相对而言,南方不像北方长期饱受战争的摧残和各族人民内迁的扰乱,农村的发展和变迁是较为平稳的。在南宋时期,南方的经济地位早已跃居全国前列,并持续兴盛,以致有所谓天下赋税多出江南的说法。南方经济上的长期兴盛,使北方日显落后。加之环境的恶化,较低的生态持续力和脆弱的环境系统,使北方再无复起之势。
唐宋以后,中国南方的地利得到了大规模的开发,许多荒芜的洼地、山林、滩涂等,都受到官方与民间的重视,通过各种各样的经营方式,基本都改造成了可耕地,并在其周围衍生出一系列的聚落。在太湖平原,低洼的泥塘通过修筑堤围,放水排干,成了肥美的农田。各种紊乱莫名的河、湖、港、浜、塘、浦、泾、荡、瀼、淹、溇等自然水体形态,在人工改造后,构成了比较有序的水文系统,有所谓纵而为沥、横而为塘,大者为港,次者为浦,转而为泾,分而为浜,回而为湾,合而为汇,派而为沟、为漕的不同称呼。这些都是水乡泽国地区社会发展的重要环境基础。到了明代,经济结构上快速的商业化转变,使这里持续繁荣发展,令海内外瞩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