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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编纂中集体土地权利体系新路径
2018年01月30日 18:09 来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作者:席志国 字号
关键词:民法典;民法典编纂;集体土地;益物权体系

内容摘要:

关键词:民法典;民法典编纂;集体土地;益物权体系

作者简介:

  [摘  要]文章就《民法典物权编》之集体土地权利体系构建提出了“三层次权利体系论”。首先是将集体土地所有权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微循环体系而在所有权部分加以单独规定;其次则是将集体土地使用权从用益物权中独立出来,作为独立的一种物权加以构建;再次则是在集体土地使用权的基础上重新构建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其中,用益物权体系的重新建构是本文的重点。

  [关键词]集体土地;物权;用益物权;体系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314(2018)01-0109-05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席志国,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

  体系之形式理性(die Formsvernunft )是大陆法系的生命,是大陆法系之所以成为大陆法系的基础,是现代法治国(Rechtsstaat)用以实现控制法官之自由裁量权并同时允许法官以裁判的方式演进法律发现正法之双重功能的必由之路。正是在对形式理性的偏好、成文法文化的历史传统、复兴中华文明的民族自尊心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需求等多重动力的驱使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启了第五次民法法典化的历程。[1]《民法总则》的出台,使长久以来制约民法典进程的两个基本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即一方面采取了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另一方面则采纳了19世纪德国法律科学所发展出来的学说汇纂体系(又称之为潘德克吞立法体例)。学说汇纂体系的基本特征有二,其一是法典被区分为总则与分则两个基本部分;其二是分则中将财产权区分为债权与物权而独立成编。[2]在《民法总则》通过后以《民法典物权编》(下称《物权编》)为核心的分则编的编纂已然势在必行。民法学界也已经开始起草各民法典之分则的建议稿,以为全国人大起草民法典分则建言献策。[3]在笔者看来,《物权编》编纂的过程中,最为棘手当然也是最为重要的问题应当是土地权利体系问题,而在土地权利体系中争议最大,也最难处理的则应当是集体土地权利体系问题。本文作者延续在2007年提出的三层次物权体系论的观点,[4]尝试为解决集体土地权利问题提供另一个视角,或许有助于《物权编》的进一步完善。

  一、将集体土地所有权与其他所有权分置形成微循环系统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下称《物权法》)非但秉承了潘德克吞立法体例,而且还有所发展。换言之,《物权法》不但在整体结构上采取了总则和分则性的规定,而且在分则中,又进一步进行了总则分则式的构造,这不能不说是我国民法科学的一大进步。然而,这一做法的基本要求是正确把握各种制度之间的共性和特性,能够恰如其分地做到“一般规定中规定的正好是各种制度的共同性规范,而各类型之间的差异性规范则都保留在相应的具体规范群中”。若非如此,则必然发生两种体系构造上的缺陷:其一是 “抽象过度”,即将本来并非本领域中的共同规范而仅仅是某一子类型的规范作为共同性规范而规定在总则之中,其结果是不能做到“不同问题不同处理”的要求;其二则是“抽象不足”,即本来是本领域中的共同性规范,却没有放在总则中统一规定,其结果则是不能做到“相同问题相同处理”的正义要求。

  《物权法》第二编所有权,共设六章之规定,这六章并未区分动产与不动产所有权,更未进一步区分土地和建筑物等其他不动产。除了第五章所有制的方式区分了国家、集体和私人所有权之外,针对国家和集体所有权稍微做了一些特别规定之外,其余的都一律适用于所有的标的物,而无论其系动产抑或是不动产,也无论其系不动产中只能专属于国家和集体的土地抑或是可以属于任何民事主体而得自由转让的房屋等其他不动产。这样的做法,在笔者看来就属于犯了“抽象过度”的错误。就集体土地所有权而言,《物权法》所有权编的六章规定中只有第四章一般规定的六个条文(第39~44条)以及第五章的国家、集体、私人所有权中的六个条文(第58~63条)可以适用,其余的全部条文均无适用之余地。限于篇幅的原因,笔者将另行撰文予以论述,于此不再详细阐释。

  在笔者看来,现行《物权法》中关于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多数规定均不宜再纳入民法典物权编中,这倒不是因为《物权法》中关于集体土地所有的规定在内容上是不正确的,相反其主要考虑毋宁是体系性的。《物权法》所有权编中只有第四章一般规定与第五章关于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个人所有权两章与集体土地所有权有所关联,但是仔细阅读这两章有关集体土地之规定,我们就会发现除了第四章的前三条规定应当属于民法典所应当规范的内容之外,其他各规定均属于公法的范畴,即要么属于宪法规定的范畴,要么属于土地管理法等其他公法的范畴。即便是第39条关于所有权的一般定义,也与土地所有权这一物权相去甚远。依据第39条之规定所有权人有权利对标的物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而处分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将所有权转移给他人所有或者在标的物上为他人设立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对于土地所有权而言,无论是国家还是集体都不得流转,也不得在土地之上设定抵押权等担保物权,唯一可以实施的处分行为是为他人设定用益物权。即便是用益物权之设定亦并非可以单凭所有人之主观意愿,例如集体不得为他人设定可以转让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国家原则上也不得为他人无偿设定建设用地使用权等,这完全与所有权的私法本质所不同。“所有权的本质恰恰在于其作为一项全面支配标的物的权利,系民法上的自由权(bürgerliches Freiheitsrecht),即权利人得对于其标的物进行任意之处分(sich nach Belieben verhalten)”。[5]事实上,集体对于土地的所有权本质上是公法上的权利,系“公物权”,其具体规范应当属于公法的范畴,而不宜规定在民法典中。唯公物权亦有其私法的一面,即当其在法律所允许的限度内作为一种资源而进入市场在市场主体之间进行流转时,则其亦在某种程度上分享私法权利的某些属性。故我国《物权编》应当将其作为私法属性的部分独立作为一个部分加以规范,这主要是将成为土地使用权的逻辑基础和起点的某些属性规定在《物权编》的土地所有权部分。也就是说,《物权编》在集体土地所有权之规范体系中,宜把属于公法的规范从现有的规范中排除出去交给《土地管理法》等相应的法律去处理,以实现民法典的纯化从而达到结构的稳定性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而无须反复修法,这正是民法法典化的意义。在《物权编》中只需要一个转介条款,为《土地管理法》等公法进入私法从而限制作为私法权利的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行使即为已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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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席志国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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