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中，有一个流派叫生态马克思主义，以美国的社会生态学家詹姆斯·奥康纳为代表人物。他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一书中说，生态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空场”，需要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重构。显然这种观点不符合事实，是对马克思主义不负责任的歪曲。

　　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生态问题没有今天这么突出，因此，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感受苛求他们当年。但是他们在一系列经典著作中，仍然非常敏锐并富有远见地对生态问题进行了深刻阐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人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自然界是人的身体；自然界属于全人类，不属于某个民族，只有当作劳动对象时才占有它；他们认为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生态资源破坏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只有到了“自由人联合体”的时代，才能合理地调节人与物质的变换关系。对于破坏生态带来的后果，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作了深刻阐述。恩格斯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

　　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形成于19世纪的中后期，大约100年后，西方世界才开始意识和面对生态问题。

　　就在一位科学家因发明DDT而获得诺贝尔生物学或医学奖10年之后，1958年1月，美国的女作家雷切尔·卡逊收到好友奥尔加·欧文斯·哈金斯的一封信，告诉她飞机撒播DDT灭蚊剂导致她私人禽鸟保护区鸟类死亡的消息，希望报纸能够呼吁停止使用DDT。由此，雷切尔·卡逊决定集中时间采访调查，并于1962年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引起美国乃至西方世界的广泛关注。但直到10年之后的1972年，美国才禁止使用DDT，也在同年，才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世界环境大会。

　　由此可见，生态问题不仅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空场”，而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生态问题的深刻阐述比西方世界注意到生态问题早近百年。当然，西方迟来的关注和面对，或许不仅仅是认识迟滞，而是源于功利的羁绊。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了当时最新科技成果，进一步揭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物质本源；构建了自然辩证法新的学科体系，拓展了唯物论、辩证法的运用空间；触及了生态问题的性质、实质以及社会条件；从自然史和人类史的视角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生态观，不仅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缺憾，而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基础和内涵。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在今天，仍然具有思想高度，仍然对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