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以来，受现实需要和西方学术的影响，国内史学界对健康、疾病和医疗等问题的研究日渐丰富，今日已然成为学术界备受关注的新兴领域之一。对于这一领域的界定，学者们尚未达成共识，有医疗史、生命医疗史、医疗社会史、医疗社会文化史等。我们主张以医学社会史称之，因为这项研究以关怀人类的生命状态为基本旨归，以社会和文化分析为主要手段，以期对医学相关事物的形成、内涵和影响加以考察。专业领域的定义提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从事医学社会史研究的历史学家多从自身的职业背景和学术取向出发，强调与具有医学背景的医史学家（医学史家）的不同路径，相对忽视了医学社会史研究中的医学因素和医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如有学者指出，“……医学史的专业性使其仅专注于对卫生或疾病及诊疗方法的探索与经验总结，而对于疾病所带来的对政治、民众及社会的影响无从考究，而这正为史学研究者留下大片空间。”事实上，医学社会史的研究在做“史”的同时，也必须重视“医”的因素。

　　首先，尽管历史学家和医史学家的研究取向不同，但两者之间却存在着交集。历史学家由医入史，将医学作为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和观察社会的角度来研究，势必需要先对研究对象有所了解与认识，否则就会失去研究的前提和切入点。而医史学家以史论医，侧重于对医学技术、人物和体制的演变研究，也需要对影响医学发展的社会与文化因素加以考察，这就是科学史研究中所谓的“外史”。这样，历史学家就与医史学家“相遇”了。学术界关于历史学家对医学问题的研究多有论述，而较少重视医史学家的社会化倾向。与此相关，近年来，西方医学史研究者已经开始反思对传统医学史过低的评价，认为他们并不是“医学中心主义”的狭隘编撰。1940年，在前辈学者开拓的基础上，瑞士医史学家西格里斯特就明确提出了“医学社会史”这一概念，主张医学史的研究必须考虑医患关系等社会因素，从而成为这一研究的奠基人。而“医学文化史”这个概念出现得更早。1904年，德国医史学家帕格尔即发表了一篇以此为题的论文，并且指出，要研究医学，就必须研究哲学、艺术和法律等与人生相关的问题。中国医学史也不例外。早在1914年，丁福保就批评了那种单纯“叙述过去之医学及医事之变迁”的“医学之经验史”，认为“此实为医学之历史的研究”，“乃大谬也”。自此，医史学家对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关注不断增多；在此背景下，不少医史学家也对传统医学史编撰方式多有审视和反思，更多关注社会、文化因素的地位，并在研究中综合运用了多种研究理论和方法，成果相当显著。实际上，笔者早就明确指出，“医学社会史首先是在医学史内部孕育并诞生的，是医学史研究社会化的必然结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大多数的医学社会史研究者都是医学史家，而非历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