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民思想

　　先秦儒家重视民众、民心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认为这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治乱安危。《尚书·五子之歌》就提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只有这个根本稳固了，国家才能得到安宁，长治久安。最高统治者在作出重大决策时，均考虑到是否对广大民众有利，有无违背广大民众的意愿。这种重民思想其实际施行程度如何不好评估，但至少说明最高统治者在理论上、言论上是一再标榜的。

　　春秋时期，当政者对民的认识有了发展。在神与民关系上有一种比较开明的看法是，认为民是神之主，先民而后神。随季梁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有的人甚至认为民的行为决定神的态度，曹刿就指出：“民和而后神降之福。”在民重于神、民先于神，民决定神的认识基础上，这个时期一些当政者对民十分重视，把对民政策作为治理国家成败的关键。虢国的史嚚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陈逢滑对陈君说：“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

　　当政者之所以重视对民政策，是因为他们看到民心的向背决定治国的成败。如梁伯因“沟其公宫而民溃”，被秦灭亡。尔后楚国沈尹戌在讨论其灭亡的原因时指出：“民弃其上，不亡何待？”因此，君主在制定对民政策时，重点在关注收买民心，如抚民、亲民、恤民、安民、利民、惠民、以德和民等。一些有识之士还认识到君主、贵族等个人的政治抱负只有得到民众的支持才有可能实现，否则必将失败。如宋国乐祁在议论鲁季氏逐其君，鲁昭公企图复国这个问题时说：“鲁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犹可，动必忧！”当时更激进大胆的言论是人民可以抛弃、推翻侵害百姓的残暴君主。如当时卫国人民赶跑卫君，晋侯说：“卫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师旷回答说：良君“养民如子”，“民奉其君，爱之如父母”。如果君主是“困民之主”，民众赶走他是合乎天理的。

　　战国时期，重民思想又有明显的发展，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孟子与荀子的有关言论。孟子对民十分重视，其中最有名的一句言论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即人民是最重要的，社稷次重要，君主第三重要。孟子的人民最为重要的思想，可从两方面予以理解：其一，民之向背关系国家兴亡。孟子指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得乎丘民而为天子”。显然，孟子认为统治者如失去民心，失去民众，就会失去对这个国家的统治，甚至连自身性命都不保；如得到民心，得到民众，就会拥有对这个国家的统治。其二，民是统治者的财用之源。如统治者失去民众，就断了君主的财源。无民则君主不能行事。

　　据荀子称，君舟民水是孔子提出来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君舟民水论形象地阐述了一条真理：一方面民是君主赖以存在的基础；另一方面，看到了民的力量能够推翻君主的统治。《左传·哀公十一年》记载了孔子这样一句话：“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荀子借此进行发挥，把木比作君，把民比作鸟。“君善，民则择之；不善，则弃之。”《荀子·富国》中竟有一段大胆惊人之语：“臣或弑其君，下或杀其上，粥（鬻）其城，倍（背）其节，而不死其事者，无他故焉，人主自取之也。”由此可见，荀子认为现实中发生臣子杀死其国君，下级杀死其上级，把整座城市出卖给敌人，背着国君或主人而失节，不会为国君或主人献出自己的生命，如果出现这些事情没有其他的原因，都是因为国君或主人咎由自取。

　　《吕氏春秋》作者认识到在治理国家中，民众是不可缺少的，如失去民众，就丧失了治国的根本。《吕氏春秋·用众》篇云：“凡君之所以立，出乎众也。立已定而舍其众，是得其末而失其本。得其末而失其本，不闻安居。”因此，在作者看来，“夫以众者，此君人之大宝也”，“宗庙之本在于民”。君主要统一天下，就必须重视民的问题，要推行爱民、利民的大政方针。历史证明，君主只有“忧民之利，除民之害”，才能统一天下。《吕氏春秋》中关于重民的思想，是吸取儒家的“仁者爱人”的思想。这就是对于民众仁爱的人，做事就会很顺利，无所而不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