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以国务院《“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出台为契机，探讨了我国公共服务采购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阐述了我国公共服务采购转型的结构性任务，提出了优化采购体系并向依法治理转型的发展路径。文章指出，逐步建构公共服务采购的法律法规体系，是有效保护公共资源、调整公共服务消费、促进服务生产和购买效率提升的重要保障。

　　［关键词］公共服务采购；发展路径；采购边界；行政驱动；依法治理

　　［中图分类号］D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314（2017）03-0065-06

　　［收稿日期］2017-05-17

　　［作者简介］葛道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室主任，《社会发展研究》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

　　公共服务采购即“政府购买服务合约”（POSC，Purchase of Service Contracting），指政府将原来直接承担的公共服务的生产过程，让渡给企业或社会组织经营，并根据生产数量和质量支付相关费用。它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等概念是不同语境下同一行为的书面表达。

　　一、行政驱动下我国公共服务采购发展现状和问题

　　我国的公共服务采购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试点，200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以下简称《采购法》）出台，当年采购金额达到103.8亿元，占政府采购金额的6.26%。至2014年年末，又经过十余年的发展，我国公共服务采购规模有了数十倍增长，达到了1934.3亿元，占政府采购金额的11.18%，［1］但因为起点低，行政化驱动特征明显，至今仍然呈现出规模小、种类简单，市场竞争不足、采购边界模糊、法治体系欠缺等基本问题。

　　（一）公共服务采购规模小，资金来源碎片化

　　在最近的2015年，我国政府采购资金总额为21070.5亿元，占财政支出总额的12.00%，其中，公共服务采购金额为3343.9亿元，占政府购买的15.87%，仅占财政支出总额的1.90%，人均为246元。而拥有7000万人口的英国，政府每年用于采购公共服务的资金高达2360亿英镑，［2］人均达到3371英镑。就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而言，北京市政府2011年投入1.124亿元财政资金购买社会组织的公共服务；同年度我国香港特区非政府部门得到的政府购买服务协议单位的经常开支预算资助额为90.75亿港元，雇佣服务资助为9.864亿港元；［3］二者相比，北京远远落后于香港。

　　近年来，各地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资金来源多样，有财政预算资金、专项业务资金、预算外资金、福彩公益金和由政府支配的社会捐赠资金等。大多数地方政府没有将购买公共服务资金全盘纳入公共财政体制。如深圳市的社会工作服务购买，在市一级由福彩公益金支付，在区一级由政府相关预算资金配套。

　　另外，在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一些基本公共服务还在采用使用者付费机制，迫切需要将其纳入并严格执行政府购买基本公共服务清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