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在给“黄宗羲民本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组委会的贺信中说黄宗羲“所具有的民主启蒙性质的民本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产生了很大影响。”黄宗羲以人为本的新民本思想对于我们当下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具有极其重要的启迪意义。

　　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其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卒于清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他在政治思想方面最著名的著作是通篇洋溢着民本思想光辉的《明夷待访录》。习近平同志在给“黄宗羲民本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组委会的贺信中说黄宗羲“所具有的民主启蒙性质的民本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产生了很大影响。”谭嗣同、梁启超、钱穆、萧公权、萨孟武这些大学者在其著作中对此都予以极高的评价和肯定。

　　黄宗羲以人为本的新民本思想对于我们当下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具有极其重要的启迪意义。如他在《原臣》中提出的“出仕为民”，对于我们加强干部队伍的道德建设，在《原法》中提出的“天下之法”，对于我们法治建设防止部门利益合法化；在《学校》中提出的文人参政，对于我们民主执政和科学执政；在《置相》《学校》《方镇》中提出的权力制衡，对于我们加强监督，防止腐败；在《田制》中分析的税赋累积加重，对于我们推进企业改革和经济建设均具有指导价值。

　　逼近西方民主启蒙思潮

　　从《明夷待访录》看，黄宗羲的新民本思想的许多内容逼近了西方民主启蒙思潮。

　　黄宗羲君主源于契约的思想，从自然状态出发谈君主产生，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相较有既著先鞭之感。他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中说原始社会人各自私自利，以至于“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这里“有人者出”，以公利之兴与公害之除为宗旨的做法必经契约而成，且出而为君之人必是“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的人方可为君。

　　黄宗羲君主必谋民利的思想，从君客民主出发谈君权之职责，与潘恩代仪制政府之职责论相比可谓有先见之明。黄宗羲在《原君》中说“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主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不像后世之君主未得位则“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为君之后则“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这与潘恩的代议制政府之职责必以“增进社会之共同利益，维护人类之共同权利”有共通之处。

　　黄宗羲古者民各自利的思想，从人性自利的权利出发谈民利的正当性，与洛克保护私人财产的观点相权有其相似之处。黄宗羲在《原君》中说“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古之帝王出而为避公害、兴公利，而后世人君“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并千方百计“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私私，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继而则“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这与洛克肯定人们争取幸福生活的权利，保障经正当途径获得的财产不受他人侵犯有异曲同工之效。

　　黄宗羲的分权制衡思想，从相权、学者议政权、地方自治权出发谈权力平衡，以防君主专制的思想与孟德斯鸠的分权理论有许多共同之处。黄宗羲在《置相》中提出的宰相与君主“同议可否”的相权制约思想；在《学校》中提出的“公其非是于学校”，实现士人议政的思想；在《方镇》中指出的地方分权治理的思想，虽然与现代社会管理有不合时宜之嫌，但都与孟德斯鸠的分权制衡思想有神通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