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学界较少关注意大利宗教改革，这与我们长期因袭西方业已过时的历史认识不无关联。该认识可概述如下：文艺复兴与19世纪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之间的历史乃是罗马天主教会和外来压迫势力（如西班牙）造就的反动的、腐朽的历史；较之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辉煌，意大利则从文艺复兴的神坛跌入谷底，这是因为天主教会的反宗教改革运动严重阻碍了历史的发展，使得意大利长期没能实现民族国家的统一。为我国学界所熟知的意大利思想巨擘贝内代托·克罗齐便是这类观点的旗手。

　　实际上，所谓“反宗教改革”，系德国学者于18世纪创设的概念。它以宗教改革为参照系，强调天主教会对新教运动的打压，其后设观点乃是新教代表进步与正义，天主教则彰显反动与邪恶。这一解释概念特别契合19世纪意大利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政治观和民族主义追求，是他们用以挞伐天主教会和罗马宗教裁判所的有力武器。因此在意大利学界，所谓“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时代的历史”（亦即意大利宗教改革史），通常也就被等同于异端史。可以说，长久以来，意大利非天主教会背景的世俗史家，其本身对天主教异常反感，尤其厌恶它的社会控制与社会规训行为，故对宗教修会、罗马教廷等题目不感兴趣，而是开掘16世纪那些为教会所不容乃至讨伐的所谓异见人士和异端分子，以投射自身的处境和政治情怀于其中。故而，出走意大利而投向新教阵营的韦尔米利、韦尔杰里奥等修士，一度是意大利学者探讨研究的对象。

　　在这一领域中真正推动范式转换并引起国际反响的学者，当数德里奥·坎蒂莫里。他在1939年付梓的《16世纪的意大利异端分子》一书中，尝试将当时的意大利置诸欧洲宗教改革的整体情境之中加以考察，同时发掘意大利宗教改革的自身特点。坎蒂莫里的切入点是一批拒绝罗马教会体制约束的反叛分子。他与前人大异其趣，并不重点关注韦尔米利和韦尔杰里奥这类脱离天主教阵营而选择新教信仰之人，而是着重考量那些不仅敌视罗马教会体制，而且拒绝依附任何教派的异见人士。这些人大半有人文主义背景，追求宗教宽容、信仰自由乃至批判性思维，故在避难的巴塞尔、日内瓦、苏黎世等新教地区，也同样难以得到理解和支持；甚至有人不得不为了保命而逃往波兰和特兰西瓦尼亚等地。在坎蒂莫里看来，这些意大利异端分子与德国等地的再洗礼派和反圣三一派一脉相承，乃有共同的信仰追求。更有甚者，这位史家还将他们的宗教观与17、18世纪荷兰和英格兰等地流行的宗教宽容理念接续起来，认为他们乃是启蒙思想的先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