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也提出要“树立以人为本、服务为先理念，完善城市治理结构，创新城市治理方式，提升城市社会治理水平”。城镇治理体系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单元，其治理结构的合理度决定着社会治理水平的高低，而治理水平的高低将最终决定新型城镇化建设能否取得成功。

　　今天，在以文化城镇、生态城镇为特征的新型城镇化阶段，治理理念不同于传统的政府管理理论，其治理体系由政府和社会两套具有不同性质、目的和行动逻辑的治理体系耦合而成。这意味着多种类型行为主体的参与（政府、社区、企业、非政府组织、媒体、学校等），意味着真正的社会联合行动，意味着要处理网络结构的相互依存环境。在这一治理体系中，文化的社会治理功能得以放大：人文思维内化于城镇治理理念，提升了内在的治理能力；文化理念转变推动城镇文化网络转型，强化了外在的治理能力。可以预见，“文以治镇，以文化城”的“文化治镇”将成为新型城镇化阶段的新治理模式。

　　利用文化网络，发挥文化治理功能

　　城镇化进程在推动经济社会进步的同时，也推动了法律规范、信仰道德、建筑样式、民风习俗等广义文化内容的相应变化。有学者基于对我国华北20世纪初的乡村社会权利结构考察而提出的旧“权利的文化网络”理论，已发生了颠覆性变化。其中，一些传统权利主体的强连接关系已经逐步减弱，而新的社会组织、大众媒体，与城镇利益相关的知识群体如学校、科研机构等逐步加入到“权利的文化网络”中来，这些主体间存在的是弱连接关系。从传播学上看，强连接关系带来的是信任，而弱连接关系则是传递消息。这种弱连接关系依然包含着利益相关者理应给予承认并自觉受其约束的是非标准，还包含着共同的价值观。与此相应，弱化的“权利的文化网络”依然具有相应的政治功能。

　　因此，“文化治镇”的核心要义就是重新发挥文化的社会治理功能，注重对地方文化网络的认同、接纳、利用和协同，通过治理结构的创新、机制的创新和模式的创新来有效开展城镇治理，将当前治理的单一维度变成多元维度，使文化网络的社会性权利与行政权力在协同作用下形成强耦合的治理结构，将当前城镇治理主体从传统“内部参与”的单一政府主体，转换为新型“内外共同参与”的复合主体。同时，通过机制创新和模式创新，使这一治理结构能够有效运转，从而推动新型文化网络成为人们“自治自立、自我发展”的最基本载体，成为新型城镇治理的最元初基础，使其构成新型城镇化治理的坐标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