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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意大利之前，就已经听闻意大利南北部巨大的发展差异。我不是敏捷的旅行者，在意大利的半个月，大部分时间都游走于罗马的废墟与教堂之中，间或也到了北部的威尼斯、中部的佛罗伦萨和南部的那不勒斯。兴许是因为这些都是著名的游览胜地，身处其间更多地感受到的是城市间迥异的风格，而非明显的发达与落后之间的强烈对比。不过，细心地观察路边的行人，南北部之间确实有着不太相同的生活状态。北方街头的路人大多穿着考究、神情严肃、步履匆匆；而在南方，悠闲的人们时而在街边三五成群地闲谈阔论，时而在海边赤足戏水享受阳光。难怪有人曾说：“太阳在北方是大都市的传说，在南方只不过是一种生活方式。”

　　然而，慵懒的生活节奏也绊住了南部经济发展的脚步。以罗马为界，北部是以米兰为代表的现代化的工业社会，南方则是以那不勒斯为代表的希腊式的半农业社会。在这里，贫穷和失业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数据显示，南部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占中北部地区的一半，贫困家庭占到了南部家庭总数的12%。南部的失业率高达16%，虽然南方人仅占全国人口的36%，但失业人口却占到全国失业人口总数的64.2%。不少穷困、待业的人加入了当地的黑手党等犯罪组织。因此，北方人谈起南方人，偶尔会不经意地流露出一丝傲慢，当然，南方人心里的北方人也好不到哪里去。

　　南北部之间巨大的发展鸿沟也反映在政治上。1991年，以博西为领导的极右组织北方联盟正式成立，它的前身是1984年成立的伦巴第联盟。北方联盟主张将富足的北方省区从意大利分离出去，从而甩掉南部这一沉重的经济社会包袱。令人震惊的是，这一标榜国家分裂的政党竟然在1992年的选举中一举获得8.7%的选票，成为意大利政治舞台上的第四大政党，改变了意大利战后维持了40多年的政治体制。在随后的1994年、2001年、2008年选举中，北方联盟与以贝卢斯科尼为首的意大利力量党（后改为自由人民党）组成右派联盟，赢得大选并入主政府，成为执政联盟中的一员。这表明南北部巨大的发展差异，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还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统一。

　　对于意大利南北部的差异，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解读。

　　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意大利南北部的差异集中于不同政治生态下制度绩效的差异。虽然意大利南北部各地区的宪政结构是相同的，但同样的制度设计在不同地区会产生不同的制度绩效，特别是当这种制度设计是以地区自治为标志的时候。历史上，意大利南北部出现过两个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孕育了不同的政治生态。大约在1100年左右，意大利南部出现了一个强大的诺曼王朝，在君权神授的观念下，一个等级森严的、垂直的权力体系日渐完善；同时期的北部建立的是城市共和国，横向的合作取代了纵向的等级制度，公民可以参与与自身利益相关的立法和决策（当然只有一部分的城市居民属于公民）。虽然在当时两种政体都有效地适应了社会的需求，但对后世的影响却截然不同。在南部的专制体制下，人们是臣民，依附于封建的君主和贵族，而君主只对上帝负责；在北部的共和体制下，人们是公民，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减弱，官员要对授予其权力的公民负责。长期以来，南部地区或多或少地继承了封建时期的庇护—附庸政治，而北部地区则更多地体现了民主共和的政治理念。当1970年中央实行地区改革，将大量的权力下放到大区，不同的政治生态引发了不同的制度绩效。“改革使较发达的地区（北部）从罗马的控制中挣脱出来，而让落后地区（南部）的问题溃烂下去”。因此，当代西方著名政治学家帕特南教授的研究发现：在南部的普利亚区的首府巴里市，“肮脏的接待室，东倒西歪地坐着几个懒洋洋的小官僚，虽然他们每天只来一个或两个小时，但就是在这一点点的时间里他们也无所事事”；但在北部博洛尼亚的艾米利亚-罗马涅区政府，“一个活泼、优雅的接待员会带领来访者到合适的办公室”。 　

　　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意大利南北部差异体现在工业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与南部相比，意大利北部的自然条件优越、交通便利、社会秩序良好，并且靠近欧洲大陆，在工业化的进程中，资金、技术和人才主要向北部聚集，加剧了南北部经济的不平衡。目前，意大利北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工业园区发展模式，这些工业园区由经营同种或类似产品的中小企业（包括上下游企业），根据现代企业需要，逐步建立起相互信赖、比较稳固的协作关系和经营体系。它们虽然规模较小，但由于集中发展，可以将产业优势有效聚集，形成规模效益，提高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目前，意大利北部的皮革、纺织、机械等产业在欧洲、甚至全球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南部还处于以农业经济为主的阶段，大量的南方人为了就业而不得不迁居北部。据意大利经济观察研究所的学者在1995年对全国90多个省份的调查显示，全国发展缓慢的31个省份，全部位于南部，这些地区不仅对外开放程度低，而且失业率高、居民收入低。发展强劲的25个省份和最富发展动力的7个省份，则全部位于意大利北部，这里出口强劲，失业率低且收入较高。

　　从社会学的角度而言，意大利南北部差异可以归因于社会资本的不同。在此社会资本主要指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促成社会成员自发地合作以解决公共问题。明显地，意大利北部的社会资本要优于南部地区。在意大利北部存在着很多诸如合唱团、足球队、扶轮社等社团组织，这些组织促进了人们横向地交往，增进了彼此间的信任，同时也有利于加强当地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度与参与度，有助于提高人们自发地为解决公共问题而进行协商与合作的能力。而在意大利南部，社会生活是通过等级制组织起来的，人们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甚少参与社会生活，公共精神普遍偏低。更为重要的是，社会资本具有可积累性和自我增强性，也即是说在社会资本高的地区，有利于形成高水平的互惠、合作、信任与参与，而这又会进一步提升该地区的社会资本；反之，在社会资本低的地区，猜忌、欺骗、剥削与背叛也会互相强化。意大利的南北部就是分别陷入了恶性与良性的循环之中，以至于在社会资本方面的差距日渐加大。

　　意大利政府也试图弥补南北部之间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巨大的差异，早在1950年就专门成立了南方公共事业特别工程基金局，对南方进行大规模有计划的干预开发。可惜的是，鉴于南部专制制度的遗风、经济基础的限制以及社会资本的不足，政府虽然投入了大量的建设资金和工程项目，但是收效甚微。特别是近年来，随着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的进一步蔓延，意大利政府已经没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南方的发展。“缩小南北部差异非常困难”，一位意大利的教授在课堂上得出了这样的判断。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党的建设教研部）

责任编辑：墨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