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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2013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逆周期调节和推动结构调整的作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完善结构性减税与控制一般性支出相结合，适当扩大社会融资总规模，高度重视财政金融领域存在的风险隐患，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稳健的货币政策是为了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在这一框架内要努力保证经济的发展需要，切实降低实体经济发展的融资成本。我国经济正在进入潜在经济增长率下行通道，需要宽松的货币政策，但由于与国际间的汇率体系没有完全理顺，美国等国家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会直接或间接冲击我国的货币供应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既存在把握不好影响经济发展的可能，也存在控制不当出现通货膨胀的威胁，要“注意把握度，增强操作的灵活性”。在控制住金融风险的前提下，把过度偏紧的货币政策回归正常，甚至适度宽松。

　　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有更大的作为。改革开放后，我们取得成就的集中体现是以远高于西方国家的速度几十年稳定增长。在发展遇到困难的时候更要注意“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我们一方面要努力避免经济危机，另一方面也要避免日本式的衰退，10年甚至20年没增长。30多年高速增长使国际社会对中国刮目相看，而面对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流行的贸易保护主义，以及我国自身在长期高速增长之后遇到的一些瓶颈问题需要一定时间消化。我们要走向世界，人民币要国际化，逐步使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可自由兑换，而汇率还是有管理的浮动，只是有限度放开。货币政策由于这种选择而受到限制，甚至在关键时刻无能为力。近几年的货币投放受制于外汇储备的增量变动这一事实，反映了货币政策的局限性。很长一段时间一方面是物价上涨，另一方面是经济增速回落，使用货币政策只能顾此失彼。从财政货币政策配合的角度，货币政策用于需要紧缩时较为有效，财政政策则在需要启动和保持经济增长时的作用更为直接。要保持 5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持续健康发展，货币政策必须回归常态，只能选择积极、灵活的财政政策。

　　世界经济已由危机前的快速发展期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我国的外需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可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经济发展必须主要服务本国消费者，回归经济的本来面目，从财政政策方面最重要的举措就是结合税制改革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增强经济的内生活力和动力。2012年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获得成功，2013年有条件推向全国，这在减税支持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利于结构转型升级，促进现代服务业的健康发展。结构性减税包括进口关税的调减，从2013年1月1日起我国对进出口关税进行部分调整，将对780多种进口商品实施低于最惠国税率的年度进口暂定税率，包括特殊配方婴幼儿奶粉、心脏起搏器、血管支架等促进消费和改善民生，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生活和医疗用品，以及羽绒等支持纺织行业发展的产品等。这标志着我国进出口战略的重大调整，以进口带动扩大内需，以平衡贸易促进内外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作为积极财政政策主要内容的结构性减税为居民收入倍增计划以及消费升级提供了制度保障，有利于促进科技创新。积极扩大国内需求始终是我国结构调整的重头戏，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则是这一调整的基本步骤，而结构性减税从制度上保证这一机制有效运行。有人说我国的人口红利已经基本用完，工资成本增加，而我们的资本红利还处在起始阶段。工资提高带动的消费升级可以与资本结构升级相辅相成。由于每个工人所能推动的能量的日益增长，资本增加所提高的生产力要远远大于劳动力成本的增加，这不仅增加了社会的经济剩余，而且也把劳动力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从而不断地提高了劳动者的社会经济地位；工业化不是基于剥削劳动力，而是以资本驱动的科技进步开发大自然，并由社会各阶层分享技术进步的成果。外需受挫倒逼我们转型升级，却可以使我们在创新中抓住新的机遇。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提出夯实农业基础，保障农产品供给；加快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业整体素质；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水平；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扩大开放等，都需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与之有机结合。城镇化是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尤其需要金融支持，在地方债发酵、银行资产质量下降的今天无疑又会增加新的风险，所以需要“稳妥”。积极的财政政策一方面要结构性减税，另一方面又要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支出；稳健的货币政策既要适度偏向宽松以支持实体经济健康发展，又要坚守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这种组合本身就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改革与创新。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经济学部）

责任编辑：墨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