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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它的当前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集中体现，也是它的重大进展。科学发展观深刻揭示了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形态

　　对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三者之间的关系，有三种不同的理解方式。

　　第一种是拼盘式的理解：把三者视作互不相同、甚至互不相干的三个组成部分，三者相加，即成体系。这种理解有一定的合理性，三者分属三个不同历史阶段提出，各有其主题和侧重，在历史上也曾经作为各自独立的理论体系来对待。但是，这种理解又有其明显的局限性。主要是割裂了它们之间的联系，忽视了它们之间相互继承和包含的关系。

　　第二种理解是取代式的理解，把后面那个体系看作是对前面那个体系的否定和取代。这样看的结果，前面的体系都死亡了，只有最后那个体系还活着。关于这新形而上学的理解方式，黑格尔有一段很生动地描述：“即认为哲学史所昭示的，不过是分歧的思想，多样的哲学发生过程，这些思想和哲学彼此反对，互相矛盾、互相推翻，这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似乎包含着可以把那耶稣基督下面的一句话应用到哲学上来的理由和必要：‘让那死了的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跟着我来。’全部哲学是这样就成了一个战场，堆满着死人的骨骼。它是一个死人的王国，这王国不仅充满着死亡了的个人，而且充满着已经推翻了的精神上死亡了的系统，在这里面，每一个杀死另一个，并且埋葬了另一个。这里不是‘跟着我走’，按照这里的意思倒必须说，‘跟着自己走’。这就是说，坚持你自己的信念，不要改变你自己的意见，何必采纳别人的意见呢？”

　　“这样的情形当然就发生了：一种新的哲学出现了，这种哲学断言所有的哲学都是毫无价值的，诚然，每一个哲学出现时，都自认为，有了它，前此的一切哲学不仅是被驳倒了，而且它们的缺点也被补救了。正确的哲学最后被发现了。但是根据以前的许多经验，倒是该表明新约里的另一些话同样地可以用来说这样的哲学——使徒彼得对安娜尼亚说：‘看吧，将来要抬你出去的人的脚，已经站在门口。’”(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1-22页)

　　请原谅我如此冗长的引述，因为引用越充分，这种理解的错误和危害就越明显。

　　与上述两种理解不同的第三种理解，即辩证法的理解，是把理论体系的进程看作一个发展、展开的过程。犹如一棵大树的生长一样：“树的发展就是种子的否定，花的发展就是叶的否定，即由于它们都不是树的最高和最真的存在，最后花又被果实所否定。但如果没有一切较早的先行的阶段，就没有一个阶段得到真实的存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1页)

　　思想的发展与此相似，黑格尔认为，“每一种哲学曾经是、而且仍然是必然的，因此没有任何哲学曾经消灭了。而所有各派哲学作为全体的诸环节都肯定地保留在哲学里。”“那最新的哲学就是所有各先行原则的结果，所以没有任何哲学是被推翻了的，那被推翻了的，并不是这个哲学的原则，而只不过是这种原则的绝对性，究竟至上性。”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包含的三个组成部分，都是这个体系自身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最终成为这个体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是一个不断发展、日益丰富、日益成熟的过程。对于科学发展观，狭义的理解是指新增加的部分，广义的理解，则应包括前面所有的精华。这样，科学发展观，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当前形态。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就是学习、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二、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重大进展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集中体现，也是它的重大进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有什么特点？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法“要比一般流行的进化观念全面得多，丰富得多”。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不但讲了事物的量变形式，而且讲了事物的质变形式：“发展是飞跃式的、剧变式的、革命的”，“是渐变形式的中断。”(《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23页)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列宁说，‘对于发展（进化）所持的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常见的？）观点是（一）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二）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显然，第一种是只讲量变、不讲质变的形而上学的错误观点。第二种呢？是只讲质变、不讲量变，还是既讲质变、又讲量变？显然是第二种。因为按照毛泽东的解释，对立面的统一，即矛盾的统一性包含了两种情况：一种是矛盾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是事物相对稳定的状态、量变状态；另一中是矛盾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自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即事物的质变状态。

　　显然，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是全面的，既包括事物的质变状态，也包括事物的量变状态。但又是有重点的，在当时的革命年代，关注的重点是在“革命、飞跃、中断”，而非可持续的渐变状态、量变状态。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这一方面，虽然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却是它相对薄弱的部分。以致在后来人们的理解中，许多人只强调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革命本质”，而把它的全面性忽略了。

　　两种理解，带来完全不同的结论：如果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只讲质变，无视量变，只讲剧变，无视稳定，那么，只能有两个结论：（一）“阶级斗争为纲”必须一直讲下去，否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二）认为“革命靠马克思，和谐靠孔夫子”马克思主义过时了。而按照第二种理解，在革命成功以后，在观念上就应该有一个转变。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冯友兰曾明确地指出过这种转变的必然性。他说：“任何革命都是要破坏两个对立面所共处的那个统一体，那个统一体破坏了，两个对立面就同归于尽，这就是‘底’，革命到这个程度就到底了”，“革命家和革命党，原来反抗当时的统治者，现在转化为统治者了。作为新的统治者，它们的任务就不是要破坏什么统一体，而是要维护这个新的统一体，使之更加巩固，更加发展。”相应的，就应该从斗、斗、斗的斗争哲学转向和而解的和谐哲学。他认为：“这是一个大转弯，在任何一个社会上的大转变时期，都有这么一个大转弯。”(冯友兰著：《中国现代哲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1、252页)但那时他又说这个弯子共产党转不了。因为“马克思是革命家，他所组织和领导的共产党是革命的政党，马克思主义当然要主张‘仇必仇到底’。毛泽东是革命家，他所组织和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是革命的政党，毛泽东思想也当然要主张‘仇必仇到底’。”(冯友兰著：《中国现代哲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1页)这个结论与他讲的道理是不符合的，但是当时的现实就是“斗争哲学”满天飞，作出这种解释也是出于无奈吧。

　　其实，中国共产党曾经清醒地看到了这种转变的必要性。在1949年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这就表明，中国共产党不但是一个破坏旧世界的革命党，还将是一个建设新世界的执政党，执政党和革命党所需要的理念和本领是不一样的，所以才需要学习。邓小平在1957年也曾指出：“我们前一个阶段做的事情是干革命”，“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搞建设这件事请比我们过去熟悉的搞革命那件事情要困难一些，至少不比搞革命容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全党还是小学生。我们的本领差得很。搞革命不能说我们没有本事，我们把革命干成功了，搞建设我们还说不上有多大的本事。”(《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1页)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毛泽东后来回到“阶级斗争为纲”，发动了“文化大革命”，遭受了严重的挫折。邓小平吸取教训，开辟了改革开放新时期。由他明确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过不懈的努力，到党的十七大，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到了十八大，科学发展观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就强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虽然包括但却相对破弱的环节，使得共产党人对于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以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有了更清醒、更丰富的认识，并在实践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因而我们完全有理由说，科学发展观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集中体现，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重大进展。

　　三、共同规律的深刻把握

　　恩格斯曾指出：“任何相对的特殊的运动，即这里的一个特殊的运动着的天体（指地球———引者注）上的个别物体的全部个别运动，都是旨在确立相对静止即平衡的一种追求，物体相对静止的可能性，暂时的平衡状态的可能性，是物质分化的本质条件，因而也是生命的本质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3页)这就是说，动态的平衡状态，是一切具体事物之所以能够存在的本质条件。恩格斯在这里指出了事物生死存亡的根本大道，因此就不难理解古人所言：“不为良臣，则为良医”，因为其根本的道理是相通的。无论人的健康长寿，还是社会的安宁兴盛，都必须以相对平衡、或和谐为根本条件。但是，要认清不同领域相应的具体表现，则是一个长期探索的过程。经过长期探索，我国传统医学形成了行之有效、博大精深的体系；社会治理虽然也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但终究未能达到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

　　马克思主义创立了唯物史观，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但对于特定阶段、特别是对于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还不可能有深入的把握。因此，共产党人革命获得成功、掌握政权以后，出现了许多挫折。俄国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总结苏联灭亡的教训，认为根本原因在于三个垄断：垄断真理，大搞一言堂；垄断权力，大搞暴力政治；垄断财富，大搞特权。我国则在一段时期里经济领域搞大跃进、政治领域大搞“阶级斗争为纲”、“继续革命”，从而遭受了严重挫折。概而言之，大思路出了偏差，造成了严重的不平衡状态，其结果，不是执政地位被颠覆，就是发生危机。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领导拨乱反正，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回到了正确轨道。

　　在正确的轨道上，也有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完善的过程。继邓小平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文明之后，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提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基本框架；2007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布局；2012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明确提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

　　更为重要的是，在此过程中，逐步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党的十八大则进一步把科学发展观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以发展为第一要义、以全面协调可持续为基本要求、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立场、以统筹兼顾为根本方法的基本精神不仅体现在总体布局中，而且体现在总体布局的每一个方面，并将贯穿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和党的建设的各方面。这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为共产党完成执政使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的目标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在这一过程中，全球的资源和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日益紧迫的问题，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成为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重大问题。科学发展观对探讨和解决这一重大问题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科学发展观是探讨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宝贵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作者为中央党校教授）

责任编辑：墨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