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区司法机关是延安时期党的政权组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边区司法机关直接参与到大生产运动之中，使司法干部树立了为民情怀和艰苦奋斗精神，改善了司法作风，并尽力克服脱离审判岗位从事生产活动的现实弊端。边区司法机关参与大生产运动的具体实践及其历史经验，值得总结和反思。

　　参与中心工作：投入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

　　参与边区政权的中心工作，是边区司法机关的政治任务。时任边区高等法院院长的雷经天强调，“司法工作是在政权工作的整个领导之下执行政治任务的”，指出我们边区的司法工作正是体现了这一特点。

　　延安时期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面对依靠外援经济的严重威胁和与日俱增的经济困难趋势，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发展自给经济，革命才有前途。生产运动成为增强经济自主性的重要举措。1939年1月，林伯渠在边区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发动一切机关学校和后方部队实行自己耕种，以达到粮食蔬菜自给”。2月，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号召“自己动手”。1941年边区经济遭受更加困难的境遇，党政军民学响应号召，掀起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

　　按照生产运动的要求，边区各级司法机关的干部既要参加生产劳动，又要将司法工作同生产紧密联系起来，并在司法过程中促进和帮助群众生产。为完成边区政府下达的自给性生产任务，边区高等法院于1940年3月制定了《边区高等法院拟制干部劳动暂行条例》，要求法院工作人员、杂务人员、警务员每周分别参加一定次数、一定时间的生产劳动，除非必要时予以变更。法院成为生产单位，监狱也不例外。生产运动初期，边区高等法院发布通令：“目前全边区人民均在生产运动中，为着克服抗战困难，法院决定，利用已判决人犯的劳动力，另一方面给犯人表现转变错误的机会，因此，使全边区各县已判决人犯，均一致参加生产工作”。为了便于集中管理和克服边区劳动力缺乏的困难，1940年9月边区高等法院决定：“各县已决人犯，刑期在二年以上的，不论在监或已分配出去做工，凡能劳动生产者（不要老弱及女犯）一律调集本院。”司法机关参与大生产运动解决了本部门的给养问题，同时积累了抗战物质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