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生活》刊载的《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第二次宣言》。本报记者 方莉摄

　　前不久，民盟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王海波在上海东方大讲坛作了关于“救国会七君子”抗日救亡运动的讲座。“今天我们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不能忘了那些为国为民振臂呐喊的文化人！”在王海波的深情讲述中，那段80年前激荡人心的往事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

　　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日军侵略得寸进尺，越逼越紧，东北被占，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在旦夕。而蒋介石仍然热衷内战，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1935年12月9日，北平大中学生数千人举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一二·九”运动像一声响彻神州大地的春雷，革命的暴风雨就要来临了。

　　这声春雷，向全国人民宣布：民族矛盾已经激化，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五省自治！”“立即停止内战！”等口号，反映了人民的心声和强烈的政治要求，一股不可遏制的抗日救亡怒潮已经到来。

　　老百姓看不下去了，有良心的中国人等不下去了！

　　“一二·九”运动发生的第三天，上海文化界站出来了。

　　马相伯，被人们尊称为“相老”，当时已是95岁高龄。沈钧儒，上海律师协会常务执行委员、理事，在法学界声誉卓然。

　　国难当头，以特有的政治敏感和知识分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正义感，马相伯、沈钧儒这两位年高德劭的先生出面，振臂一呼：

　　“在这生死存亡间不容发的关头，负着指导社会使命的文化界，再也不能够苟且偷安，而应当立刻奋起，站在民众的前面而领导救国运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